中途宿舍：劳教释放少年重入社会的中转站

在广州这间昏暗狭窄的地下室里，阳光是很稀罕的东西。每天只有在中午的短短一段时间内，阳光才能透过上方那个脸盆大的气窗，照亮这个只有8平方米的房间。房间里有两张铁板床，上面铺着褪了色的蓝色被单，只容得下两个成年男人并排躺着。

但这却是一处充满希望的地方。对住在这扇黄色木门内的孩子来说，这里是他们逃离昔日苦难后最初的落脚之处。那些苦难藏在他们脸上的疤痕或者眼里的恐惧中，那是在广州流浪多年的生活馈赠，是习惯于犯罪、逃亡或被捕的日子给他们留下的印记。但如今，他们在这里游戏、安睡，等待新生活的到来。

这间地下室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它那一人高的木板门上，镶着一块磨平的铜板，上面写着“中途宿舍”4个字。对它的创办人廖陵儿来说，“这是一个歇脚的地方”。她希望那些被劳教释放以后无家可归的少年，在重新进入社会之前，得到这样一个喘息的机会。

她和同事们去劳教所看望孩子们，了解他们的过去，并帮助他们重新找到工作，进入社会。作为这场救助行动的一部分，从2008年3月开始，他们邀请这些孩子住进“中途宿舍”。

重新进入社会前的一个过渡

在位于广州市东风北路一座老居民楼下的这间地下室里，很多孩子的人生被分为两半。

前一半是模糊的。被解除劳教后的这些少年，大都没有身份证，有些人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姓名。他们回忆不起父母的名字，甚至不知道家乡在哪里。大多数孩子是被人贩子骗到广州的。一个叫库尔班的新疆少年，是在8岁的时候来到广州。他唯一的记忆，是一个大胡子叔叔抱着他上了“轰隆隆的大机器”。

后一半则充满历险。经过几个月的接触后，他们也许会结结巴巴地回忆起更近的生活：这些长期流浪在广州火车站、汽车站和地铁站的孩子，习惯于偷盗、抢劫，被捕后被判处一到两年教养期，送到广州市少年教养管理所。

在广州流浪时，库尔班的任务，是和一帮年纪相仿的小孩子，在街上抢包、偷东西。每天出发前，他们的“老大”都会教给他们不同的逃脱手法：如果警察来了，只要“吞下刀片或者拿起刀在头皮上划”，一般就不会被抓起来。

说起这些来，库尔班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流露出和年龄不相符的“沧桑世故”，他大大的眼睛，睫毛很长，光头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刀疤。看着这些，廖陵儿“直想掉下泪来”。

3年前的中秋节，廖陵儿和一群义工带上月饼、茶果和一份中国地图，前往广州市少年教养管理所探视这些被收容的少年。她把一人高的中国地图钉在黑板上，说：“地图上1厘米，我们得走上好几天。”她拿出一些红红绿绿的小贴纸，让孩子们“把纸条贴在自己的家乡”。

这些流浪儿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家”在地图上的位置，有湖南、江西、安徽，还有新疆、黑龙江。

“为什么大老远跑到广州来呀？”廖陵儿问。孩子们一边抢着月饼，一边不屑地大笑：“道理很简单呀，在广州流浪，不会冻死呀。”他们说，他们喜欢温暖的地方，扒火车的时候一般就找目的地为“广州”的绿皮列车。

廖陵儿是廖冰兄人文专项基金会的会长，她和广州市少年宫以及广州市少年教养管理所一起，组织了为解除劳教的少年服务的“展翅计划”。

她很快发现，解除劳教的少年要面临很多问题。他们通常不满18周岁，出来后往往只有“一身单衣一双鞋”。这些刚刚恢复自由的解教少年，由于经济窘迫，加上找不到工作，一旦缺乏很好的引导，就会重新开始犯罪。

作为这个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从国外引进了“中途宿舍”的概念，由义工组织倡导，为无家可归的解教少年提供住所，让他们重新进入社会之前，有一个良好的“过渡”。

广州市东风街道中途宿舍在这个阴暗的地下室里正式成立时，没有隆重的揭牌仪式，也没有重量级的嘉宾来剪彩，不过，义工们依然十分兴奋。只过了一年多，就有20多个少年曾把这里当成自己暂时的居所。

“这些孩子都变好了，不会做坏事的”

住在中途宿舍的那3个月里，阿成无聊时喜欢玩一个小游戏。他在气窗下稍息、立正，接着迈着正步，走向对面的墙壁。这只需要小小的7步，他仰起头，望着气窗口，一双双形状不同的脚依然来去匆匆。“它们好像永远有自己的方向。”阿成羞涩地说。

作为“展翅计划”最早的受益者之一，阿成曾经在中途宿舍住过3个月。宿舍管理员姓黄，孩子们都称她“黄姨”。黄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阿成和其他两个一起入住的孩子时，他们穿着不合身的茄克衫，里面是一件旧T恤，脚上拱着坏掉的拖鞋。

中途宿舍刚建立的时候，黄姨察觉到打麻将的老头儿、老太太明显少了。一个老人在打牌的时候听说，中途宿舍里住的是解教少年，直接把牌一撂，拔腿就走。“这样是很不安全的呀。”居民纷纷抱怨。

每次，黄姨都会耐心地解释，“这些孩子都变好了，不会做坏事的”。她细心地给几个孩子抱来3床崭新的被子，在便利店买来牙刷、毛巾等生活用品。私下里，黄姨对几个孩子都会严格要求。比如，晚上10点以前就回宿舍，不许带陌生人回来借宿。她还不允许阿成、小林和小奉在房间里抽烟。

相处久了，黄姨觉得，这些孩子都特别懂礼貌。他们进进出出时，都会很礼貌地打招呼；每天起床后，总是把自己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这里的洗手间非常简陋，得顺着陡峭的楼梯爬到地上一层，房间里是一个掉了角的水泥盆，偶尔还漏出脏水。几个孩子都会小心翼翼地用拖把擦去水渍，将洗澡后的场地打扫干净。

他们在这里住的时间长短不一，最长几个月，最短才几天，“找到工作就走了”。在这个窄小的地下室里，少年们或多或少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绿色脸盆来不及收拾，还沾着淡淡的皮屑。带花纹的水杯，插着3块钱一大把的野雏菊，叶子已经枯萎了，还剩几片圆圆的小花瓣。不知道是谁，在抽纸筒上贴了一张米老鼠的彩纸，写了歪歪扭扭的几个圆珠笔字。

常常有男孩回来探望黄姨。过年前，一个叫小银的男生还给黄姨打了半个小时电话。黄姨笑呵呵地逢人就说，小银的工作很好，要回来请她喝茶。

即便那些本来心存戒心的居民，渐渐也接受了中途宿舍。一个老太太带来家里洗干净的旧衣服。兴奋的黄姨打开小柜子：“喏，这里都是居民给孩子们捐的”。还有几个退休教师带来各类书籍。书柜装了磨花玻璃，尽管一角磕破了，里面的书依然满满当当。这些书，有《小学生识字通》，有《当代散文精品》，有《多功能图解成语》，还有性教育方面的科普书。

当然，也有让义工备感失落的事情。阿成曾经成天在中途宿舍睡觉，或者拿着义工给的钱，跑出去打游戏。还有一个叫做小辉的孩子，在中途宿舍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带着新买的鞋子、衣服消失了。更多的则是，很多孩子一直赖在中途宿舍，即使找到工作，“也懒得出去”。

“故态复萌是最可怕的。所以，我们要站在他们的隔壁，鼓励他，和他说话，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牵挂他。”义工廖一柱说。

这些孩子并非不可救药

这间窄小阴暗的地下室，如今是义工们和解教少年的“接头地点”。此前，廖陵儿、关小蕾等义工一般选择在马路边和这些孩子接头。很多时候，他们都会自掏腰包，买上吃的、喝的，拿上干净的衣服，带给解教少年。很多少年因为找不到工作，往往几天吃不上饭，睡在公园的长椅上，或者车站里。

黄姨记得，曾经有一个基金会的女义工，是一个漂亮的女律师。她开了辆黑色的甲壳虫来接几个解教少年上班。这个长卷发、粉红色指甲的摩登女郎和两个身穿旧T恤、大拖鞋的孩子站在一起，“实在非常好笑”。

“他们没有地方去，他们就像市民眼里的‘过街老鼠’。”基金会的义工周鲒感叹。他曾在广州少年教养管理所拍摄过一个纪录片，关于这些少年的生活。在他眼里，这是一些贫穷的、缺少家庭温暖的孩子。他们怕生，一见到陌生人就把手藏在背后。干警一发话，孩子们便立刻蹲在地上，“将身体缩成一团”。

这些孩子“几乎不知道自己是谁”，因为特殊的经历，对自己缺乏信心。周鲒曾经为他们排练过一出话剧，一旦这些少年站到舞台上，“就跟站到悬崖上一样”，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摆放。

他用了整整一个月，才让这些少年开口说自己的故事。一个叫刘东的少年挠挠头，扬言“来广州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一个男孩大笑着回忆：有一年冬天特别冷，他从上海扒火车来广州，出站的时候，“头发上的冰还没化”。

甚至，有几个孩子重现了“犯罪现场”。周鲒惊讶地发现，他们似乎毫无悔意。3个男孩扮演路人，模仿广州特有的现象，“双肩包挂在胸前，单肩包夹在肋骨处”。另一个孩子慢悠悠上前，神不知鬼不觉就“偷”了几个钱包，如同探囊取物。

很多时候，他们都是没心没肺。“周老师，再过两个月我就出去了，请你喝茶！”一个调皮的大男孩还“借”走周鲒的手机，打算给他女朋友打电话，告诉自己正在排演话剧的“骄傲”。“我女朋友在天河城上班呢。”他自豪地说。还有一个小眼睛的男孩，还跟周鲒商量着，出去之后如何给里面的哥们儿捎水果。

尽管如此，在周鲒眼里，这些孩子并非不可救药。纪录片的开始，周鲒要求这些穿了条纹劳动衫、剃了光头的少年，统一站在食堂高高的桌子上。他们开始大声朗诵顾城的《幻想》：

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

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

周鲒深深记得，朗诵结束后，所有的孩子都陷入了沉默。刘东和一个叫做吴岭南的男孩，指着窗外珠江边上的高楼问：“那是天河城还是珠江塔？”即便来到广州多年，他们对于这个城市仍然陌生，唯一的活动范围就是火车站周边地区。

　　两年后，参与话剧演出的一个少年解教了。周鲒请他吃西餐，男孩笑着说：“我当初的幻想，就是出来之后，有一天可以吃得上西餐。”一刹那，周鲒的眼泪夺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