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劳教制度的三大障碍

劳教制度的讣告，国人早已望眼欲穿。好消息是，它将在今年寿终正寝；坏消息是，它并不甘心就此骨化形销，垂死之际，依然作恶不止。这大抵是所有坏制度的共性，无论死后生前，一贯我行我素，哪管洪水滔天。

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黑幕的曝光，会使多少人意识到，原来劳教制度之穷凶极恶，远远超出了我们贫乏的想见；“上访妈妈”唐慧诉湖南省永州市劳教委一案，永州市中院一审判决唐慧败诉，会使多少人意识到，原来即将终结的劳教制度，还有如此顽固而暴虐的生命力。那些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寄望于“唐慧事件”成为中国劳教制度改革的转折点，将再次大失所望。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道：雪崩的形成，有赖于滚落的石子翻了个身。唐慧注定不是那块石子，劳教制度的雪崩，虽可望却不可即。

唐慧败诉的是非曲直，已经超越了法律的范畴。退一步讲，假如恪守法律，永州市劳教委对唐慧的劳教决定原本不该做出——纵然做出了，湖南省劳教委要撤销它，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判定其违法即可，何必借助“人文关怀”的甜蜜包装，用人情遮蔽了法理。再退一步讲，假如恪守法律，劳教制度早该谢幕，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等废品一道打包封存于历史的档案室。

可惜，没有那么多理性而温情的“假如”，只有接踵而至的魔幻现实主义情节。唐慧的败诉与掩面而泣，以及那一句“再也不相信司法”的悲叹，迫使我们去正视：为什么劳教制度的势力这么强大，为什么劳教制度的废除这么艰难？

我得重申，病入膏肓的劳教制度，不是坏在枝节，而是坏在根子，因此，针对它，不是如何改革的问题，而是如何废止的问题。所谓“坏在根子”，即劳教违宪。《宪法》与《立法法》皆有规定，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必须经过法律这一道关口，这里的法律，一指立法，二指司法机关如检察院、法院，然而，无论《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还是《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皆非法律；劳教处罚，则是公安机关的一言堂，与检、法无关，主管劳教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早已沦为公安机关公开的马甲。就此而言，劳教的对应物，当是同样处于灰色地带的双规，而非刑罚与治安管理处罚，后者至少是合法的产物。

这便构成了废除劳教制度所必须破解的第一道障碍。我们可以将此归结为一个观念问题，即权力者对于宪法的姿态：他们是否信仰宪法，是否愿意全力守护宪法，是否对违宪之举“零容忍”，是否敢于与一切违宪的事物殊死斗争。回答“是”的语气有多么响亮，废除劳教的理由就有多么坚定。反之，若缺乏这一观念的支撑，而仅仅从功利的角度，认为劳教当废，那么即便废除了劳教，却非法治的胜利，劳教死了，其孽种不绝。

第二道障碍，自然是利益。这一点，可谓举世皆知。其实不止劳教，许多法规政策的存废，对中央来讲是观念之争，对地方来讲则是利益之争，对全局来讲是观念之争，对部门来讲则是利益之争——当然你可以将观念视为利益的一种表达。相比之下，观念易新，利益难解。劳教之废除，阻力主要在部门（公安机关）和地方。

劳教的利益化，表现有二，一是劳教人员被当作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劳教的本义，便包含劳动，对于以劳动来教育、改造犯错的人类，我素来心怀疑虑——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几乎全归地方所有；二是劳教被当作维稳的工具，用来打压破坏地方稳定的人士，维稳是一个筐，所有不合时宜的东西都可往里装，如上访者（唐慧）、异议者（方洪、任建宇）。稳定，对地方而言，正是最大的利益。由此所形成的势力，正是阻止劳教废除的最大障碍。

细细想来，还有第三道障碍，即权力者的决心与诚意。纵使观念和利益的障碍都已经跨越，没有决心，仍废除不了劳教；有决心而无诚意，只能废劳教之形，无法废劳教之神。拆迁条例的存废之争可为前车之鉴。谓予不信，请对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两者有什么本质差异呢，不过是借尸还魂，换汤不换药。基于此，我们不得不对劳教制度的替代品忧心忡忡，千万不要切除一个囊肿，却长出一个痔疮。

这三大障碍被粉碎之时，便是劳教制度的安息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