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制度废除 劳教并非近现代产物

劳教制度多年来广受诟病，如今终于到了要废除的时候。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说到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一般认为是上世纪50年代“从前苏联引进”的。实际上，早在清朝就已经有了类似的“劳教制度”。

史书中最早关于“劳教制度”的记载出现于清朝，乾隆十年（1745年）创立“自新所”。据乾隆《元和县志》记载，时任江苏按察使的翁藻曾在奏折中提到苏州府长洲、吴县、元和三县的自新所，“建屋十余间，环以垣墙，名曰自新所，各将犯过一二次及无嫡属可交之旧贼，拘系于内”。 自新所的创建，缘起于当时严重的盗窃再犯问题。这种自新所，对积贼既强调“有所羁縻”，又使其“各有执业”，旨在对其进行羁押教化，“令其手艺工作”，学到“谋生之道”，将来不致重犯，以根治因贫为盗问题。

自新所的创立，立意本善，也被视为“善政”，与当代劳教所的性质类似。至清中叶，在江浙得到了推广。但嘉庆道光以降，自新所沦为衙役非法羁押未决轻犯甚至无辜平民的私禁场所，成为敲诈勒索的工具。据《宣宗成皇帝实录》载，当时竟有被押者不得不“卖一妇，将银贿差，始行放回”。

到了道光中期，不少有“滥押”和“久羁”等“黑狱化”倾向的自新所，屡遭时人诟病而被拆毁。至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东征苏常沪期间，乾隆期间所建自新所大部分被焚毁。同治光绪年间，这些被焚毁的自新所纷纷重建。至光绪年间，自新所蔓延至全国的12个省份。同时，与自新所名异实同的“迁善所”、“洗心所”、“改过所”、“化莠堂”、“省悟所”等机构应运而生。光绪三十年（1904年），迁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仍然着力于推广迁善所。张之洞所提出的“修监羁”、“教工艺”等新式狱制主张，可谓影响深远。

“迁善所”的“迁善”，就是将“恶人”关进来，经过劳动改造，教化为“善人”。光绪五年(1879年)，杭州城“迁善所”问世，晚清丁丙编撰的《乐善录》中有详细的记载。

光绪初年，杭州城百业凋敝，失业者众。因此，也衍生不少出白天在街头上讹诈、晚上潜入民居盗窃的无赖之徒，百姓深受其扰。这些无赖毕竟没有犯重罪，官府只能是屡抓屡放，无赖们却是屡放屡犯。这些无赖“一日不讹索偷盗，即一日不能得生，邪僻之路由无恒业”。官方也觉得“其人可恨，其情可怜”，所以，抓了放，再犯再抓，杭城的治安乱象始终得不到根治。

只救助品德良好无污点的穷人，而不救助有污点有过错的人，是当时慈善界一直奉行的信条。但光绪五年，杭城慈善界的几位绅士，却破天荒地向官方提出了举办迁善所的申请，主张“凡无业游民、讹赖匪徒、掏摸小窃各犯，由府、县暨保甲局审明并无重情者，即送迁善所收管。酌予衣食，勒限戒除旧习。就其质性所近，令习手艺。劝勤惩惰，勉以自新” 。

时任浙江巡抚梅启照批准了此申请。随后，杭州百岁坊巷内的栖流所旧址改挂“迁善所”招牌，并按所定章程行事：在迁善所四周加高围墙，内设宽字号、严字号牢房，犯人按案情轻重或牢中表现分别关押。只有最宽号的犯人，才有被保释资格。犯人由府县衙门或保甲局送入。因所押犯人大多吸食鸦片，故进行强制戒毒，由迁善所提供戒烟丸。

犯人劳动，支付工资，其中30%用于狱中，70%由迁善所保管，待出狱时一并给予。迁善所每年所需经费，由杭州同善堂董事筹划。所关押犯人，若有亲友要求保释，由官府及保甲局分别审核。主管迁善所的委员，由官方任命的候补官员担任。有了迁善所，官府便可将之前屡抓屡犯的无赖都送去“劳教”，杭城的治安因之好转。光绪六年(1880年)正月二十一日的《申报》报道说，浙省“小窃之患渐觉其少，即街市凶殴秽骂之案亦不多见”。

清朝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小白菜冤案”，早已家喻户晓。杨乃武曾先后被关入余杭、杭州、京城等官府牢狱，后冤案得以平反，出了大牢。但他后来又被押入迁善所“劳教”一事，却鲜为人知。

林迪臣，即林启，晚清杭州太守。《清史稿》中也提到林启抓捕杨乃武，但未提关进迁善所。而杨乃武“扛帮讼事”，帮人打官司，替人写状纸，并不犯法。但讼师往往因与官府作对，惹恼官员。无迁善所时，官员对付讼师也少有良法，有了迁善所，就可以将难弄的讼师统统送去“劳教”了。

杨乃武妻获悉丈夫被押入迁善所后，再次展开营救。时任浙江学政(相当于今日的省教育厅厅长)的徐季和，曾是1873年(癸酉科)浙江乡试的“座师”，而杨乃武就是在这年乡试中举的，故与徐季和有名义上的师生关系。杨乃武妻便将申诉状递交徐季和。不料，徐季和对杨乃武并无好感，不仅不施援手，还对申诉状作了“批斥”。营救不成，杨乃武就只能囚禁在迁善所接受“劳教”了。

清朝的迁善所，原确定的收容对象为“无业游民、讹赖匪徒、掏摸小窃”等轻犯，但它不是正式监狱，不必按法律办事，这就为地方官员随意、长期关押人犯提供了场所。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的“迁善”功能，遂名不副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