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三名戒毒者回归社会后的崎岖路

调查动机

一直以来,我国不仅重视打击毒品犯罪,也重视吸毒者的戒断矫治康复,一批批吸毒人员通过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成功摆脱毒品的控制。同时,司法行政部门不断延长戒毒康复工作链,为戒毒人员提供技能培训、提供安置帮教服务。然而,当这些曾经的吸毒人员摆脱毒品,重新走入社会后,他们将面对怎样的生活?社会又是如何看待他们?围绕这些问题,《法制日报》记者展开了调查。

在约好的时间,记者来到北京市西红门某小区一个普通住宅门口。一家为吸毒人群提供戒毒康复服务的NGO将办公室设在这里。

一进门,记者见到三个脸上写着疲惫的人——NGO的负责人黎莉,执行干事柳慧和向春。

他们有着共同的经历——都曾是海洛因成瘾者,现在都已脱离了毒品:

黎莉,1997年前后开始吸毒,2003年被强制隔离戒毒后,到现在已保持操守14年。
柳慧,1992年开始吸毒,2016年4月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后,到现在保持操守半年。
向春,1995年前后开始吸毒,2012年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后,到现在保持操守4年半。

这3名曾经的海洛因成瘾者,向《法制日报》记者讲述了脱离毒品后融入社会的崎岖路。

社会有色眼镜困扰戒毒者

记者到达后不久,5名社工专业的大学实习生也走进房间。年底将近,以吸毒人员戒毒康复为内容的项目即将结项,NGO的每个人都比较忙。

工作间隙,柳慧告诉记者,她今年44岁,1992年第一次接触海洛因,她将吸毒的原因用四个字总结——交友不慎。

1996年,柳慧第一次因吸毒被民警抓获。此后整整二十年,她一半时间在里面,一半时间在外面。

二十年时间,柳慧一直觉得融入社会难。她说,原因有两个,一方面,自己很自卑,不愿意接触社会,因为总是想着吸毒,完全不关心社会上的事,没法跟其他人聊到一块儿；另一方面,社会上一些人也看不起他们。

柳慧向记者说起两件事:一次戒毒后,她在一家KTV当服务员。一次,她本来与客人聊得很好。然而,当对方得知她曾经吸毒后,立马换了一个态度,“他离得远远的”。另一件事情是,一名医生在给柳慧做检查时,知道她吸毒,对她非常反感。柳慧模仿着医生嫌弃的语气,“哎,你衣服怎么放这儿啊”。

2008年,柳慧在同伴的陪同下,去应聘一家超市的服务员。她通过了面试,却卡在了最后一个环节——超市要求她提供“无违法犯罪证明”。

“现在岁数大了,工作更不好找。”柳慧说,她是高中毕业,没有什么专业特长。戒毒后回归社会想找份工作,但是,挣钱多的工作要求高,她做不来；挣钱少的工作太累,她又不愿意干。

并非只有柳慧一人遇到这种情况。

“像保安、司机这类简单的工作也做不成。”向春告诉记者,很多单位在招聘时都要求提供“无违法犯罪证明”。

对于向春说的“连司机都做不成”,黎莉向记者解释说,目前有些针对吸毒人员的管理机制几乎是“一刀切”,没有后续支持方案出台。比如,不少吸毒人员重返社会后,是靠美沙酮维持治疗,已经不触碰毒品了,他们中有不少人靠开车赚钱。但是,有政策规定: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或者社区康复措施,三年内有吸毒记录的,吊销驾驶证。这样一来,很多想融入社会找份工作的戒毒者又失去了一个机会。

另一方面,“动态管控机制”也给戒毒者打上了标签。

据黎莉介绍,“动态管控”系统目前“只进不出”。即便保持操守14年,黎莉仍然在这个系统中。她使用身份证入住酒店,不久就会有民警来让她做尿检。

去年,黎莉在火车站被民警拦下,要求她做尿检。当听说她已经戒了十多年时,民警也纳闷地问,“这么多年了,怎么你还在系统里呢”?

黎莉说,据她了解,由于“动态管控”突如其来的检查,有人因此丢了工作；有人因合作伙伴无法接受,丢了生意。

作为一名重返社会的戒毒者,黎莉在很多同伴眼中是成功的,但她刚开始新工作时,也有着让人难以接受的经历——黎莉之所以创办提供戒毒康复服务的NGO,也是因为无法从事别的工作。她刚创办NGO时,曾和另一家关注“瓷娃娃”以及关爱残疾人的NGO共用一个办公室。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两个NGO,因关注人群不同、社会接受度不同、政府支持程度不同,10年后,她的NGO实力远不及对方。

家庭“重建信任”不可或缺

相比于社会的难以接受,向春觉得,家庭对戒毒者的接受也是一个问题。

“我这人有几个优点,勇敢、争强好胜和一点点好奇心。”向春讲述自己的“那些年”,并没有用十分沉痛的口吻,他向记者还原了自己少年时的心态。

上高中时,他从已经沾染上毒品的“小伙伴”那里获得了海洛因,逐渐成瘾。

他吸毒的事情被家里人发现后,两次被家人送到“与世隔绝”的工作环境中“强制”戒毒。

戒毒、吸毒,向春反反复复几次。直到2012年,向春被解除强制隔离戒毒,至今没有再碰毒品。

然而,在曾经的吸毒、戒毒经历中,家人对他失去了信任。

现在,向春时常想起妈妈“强制”送他去戒毒时说的话,“你被我们送去强戒,最起码,妈想看见你的时候,还有探视的机会。你要是到外面抽,妈怕有一天就见不着你了”。

向春说,妈妈的话让他很感动,同时,他也觉得,家人不信任他。

向春说,他在戒毒期间了解到,成瘾者有成瘾者的问题,家属也有家属的问题,两者是相互作用的。他进行学习后,决定慢慢去感动自己的家人。

怎么才能与家人重新建立起信任?

“首先就是不说谎了。”向春说,信任是最基本的。以前,他碰上堵车晚回家、买烟这些小事时,都不会跟家人说,而家人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往往提心吊胆,特别敏感。现在,他会主动跟家人说自己在干什么。比如,手机静音,家人打了几个电话,他都没接着,他看见后会马上回电话,“家里人有个实底,会踏实一点儿”。

用这些小事积累与家人之间的信任后,向春开始融入家庭生活的行动。

“以前‘抽’的时候,家里什么事都不管、什么活儿都不干。”向春说,融入的开始就是大事小事多聊,多干家务。他从前就爱做饭,现在他把这个爱好也拾起来,“让家人慢慢习惯,慢慢感受到这个人回来了”。

向春说,家人从“只要看见你就行”慢慢对他重建信任,到现在,家人对他有了需要。“我算不上主心骨,但最起码是家庭成员了。这个过程需要好几年,承担起家庭责任后,才会有这样的变化”。

向春告诉记者,他在戒毒期间学到,首先要融入家庭,让家庭正常、稳定后,筛选掉以前吸毒的朋友,逐渐交一些新的朋友,建立新的朋友圈,然后再进行社会功能重建。

采访中,向春的笔记本里掉出来一张准考证,他刚刚参加“社会工作者”二级理论实操综合考试。

“从事社工工作是兴趣,也希望做出些成绩。”向春用轻松的口气说道,还是希望通过学习提高技能,有一份固定的工作。

戒毒者自己的“社会”

尽管向春有了生活的目标,但他仍然觉得让生活状态好起来有些难。向春举例说,他和妻子吵架,第一反应不是解决问题,而是逃避,不是没有感情,而是一种习惯。吸毒,尤其是传统毒品,会让人养成很多坏习惯,很难改掉。

黎莉说,对于已经被毒品影响到了身体健康和社会功能的人而言,心理康复往往需要18个月左右的时间,并且需要强大的支持和刻苦的训练。目前,戒毒者能达到的程度还停留在身体戒毒阶段,心理康复和社会功能建设还没有跟上。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在求职碰壁后,黎莉选择了成立一家提供戒毒康复服务的NGO。

借助这个平台,黎莉常去戒毒所讲课,向春和柳慧正是在这样的机会加入了NGO。

如今,找不到工作的柳慧,在NGO里重新开始学习,参加戒毒者互助小组、心理成长小组和康复计划。她也到美沙酮门诊做戒毒宣传、到戒毒所分享戒毒经历、与同伴们一起参与公益活动。她表达清晰,因为语言感染力强受到同伴认可,柳慧觉得自己的长处也得到了发挥,“虽然收入不是很多,但这算是一份正经工作,而且真正能给我带来快乐”。

现在,柳慧的收入都是从禁毒基地、卫生部门拨给NGO的费用中支出。作为NGO负责人的黎莉,她的收入来源则比较多元:为一些禁毒题材电视剧、网剧、话剧担任顾问挣的钱；考取二级心理咨询师证后,参与一些企业的员工心理培训项目的讲课费；还有在微信朋友圈里卖东西的收入。

黎莉目前的生活状态也为向春和柳慧所羡慕。不过,向春有自己的思考,“每个人脱离毒品的时间不一样,所处的阶段不一样,状态不一样。保持操守时间越长的人,状态越好,有稳定的工作,家庭更幸福”。

(文中戒毒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