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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春。广州日报 图
年轻时，他什么都不在乎，包括自己的性命。
一个人盘腿而坐的时候，他会想起二十几年前,带着四五十人大摇大摆走进夜总会,吃“摇头丸”、唱歌跳舞,人群簇拥着他,齐声喊“三哥三哥”。那时他二十岁出头 ,随身带着“小弟”,每天都在找新的“刺激”。
他吸毒、贩毒，摔断了腿；被劳教、被送监狱服刑，反复戒毒不下二十次；女儿长到五个月大也没抱过一天。
海南人周庆春身材瘦小，颧骨突出，他的两颊凹陷，眉毛很淡而眼神锐利。别人都说他是“黑社会大哥”，他说为了讨生活，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现在，他穿着一套不起眼的运动衫，上衣拉链规矩地拉到脖子底下。围绕在他身边的“兄弟”，年纪也都大了，有人在坐牢，有人被枪毙，还有人被打死，没有几个过得风光。
站在各处的讲台上，他反复讲这些往事，当做反面教材讲。
去年，周庆春被广东省义工联评选为“十佳志愿者”。别人对他评价最多的一句话是：“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
【一】
14岁时，周庆春还在上小学四年级。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他不敢回家，成天和街头混混待在一起。
15岁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被人打了，他带着七八个“弟兄”把人脾脏打裂了，警察找不到他，父亲四处打听他的下落，带着警察在出租房里抓到他，他被判了五年，被关进广东省少管所。
刚从监狱出来，他也试过走“正路”，到姐姐开的发廊洗头，他劝周遭兄弟不要再打架。但他们都说：“你现在这样说，以后打架肯定比我们还凶。”
半年后的一天，三个朋友被打的鼻青脸肿跑去找他，其中一个是从小学就跟着他的同学，他讲“义气”，叫上二十几个弟兄去替他出气。
靠着“威信”，他成为“帮派”的核心人物。身边的一众兄弟给他起了外号，“龙坤三”，“龙坤”是地名，他在家中排行老三。
“龙坤三”被赌场老板选中看场。他整日穿着黄色铆钉西装，锃亮的皮鞋招摇过市，抹满摩丝的长头发齐刷刷地梳向后脑勺，进出的都是舞厅、赌场和酒店。
赌场有人闹事，他被要求“维持秩序”。才二十岁出头的他砍刀劈下去，把人的手筋砍断， 他身边的朋友则被对方开枪击中。
整天都是打打杀杀。
“搏命换钱”的日子他并不享受，“为了生存”，过完一天算一天。
他手段狠辣，别人惹上他，他绝不手软。有一次，他在舞厅里面玩，被一个“嗑药”的人不小心踢了一脚，他觉得颜面丢失，出去打电话叫来几十个人，把那人揍了一顿。
很快，周庆春就成了大家都在讨论的“地头”，身边聚集了一帮小弟，统统以“朋友”相称。
为所谓的面子和“义气”，“把自己的命看的很不值钱。”21岁时，他扮演一个杀手，在深圳街头帮朋友追讨债务，那时他觉得自己就跟电影古惑仔里一样。
1989年的秋天，他第一次接触毒品，一发不可收拾。“古惑仔”分“嗜仔”和“打仔”两帮人：一帮人打架，一帮人吸毒。他身边的五十个人几乎全部吸毒，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跟他四处打架。
后来，他染指上毒品生意，奉行的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绝对公平”。他过去砍过许多人,也被许多人追杀。
25岁时，警察抓捕他，他直接从四楼跳下去，逃过了抓捕，但左腿膝盖被缝了70几针，半年时间里不能弯曲。在澎湃新闻记者面前，他掀起裤腿，膝盖上露出一条长长的疤痕，像一条蜈蚣横趴在膝关节处。
摔断腿了，他不敢再贩毒。
但毒瘾就像魔鬼同行。发作时，他蜷缩在床上，身体忽冷忽热，整晚迷迷糊糊，脑袋一直胀痛。他靠追债，打劫筹集毒资，吸了又戒，戒了又吸。
吸毒二十几年，他去过强制戒毒所七次，医院至少九次，反反复复戒毒二十几次。
2009年，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在戒毒所戒毒，被毒瘾折磨地死去活来。有一次从戒毒所回家，他毒瘾没彻底戒断，即使吃了药，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母亲切好西瓜端给他，他心里烦躁，把西瓜扔了出去，母亲在一旁抹眼泪。
【二】
“如果可以重来，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人生有如果吗？”他反问。
周庆春今年49岁，一直到过了四十岁才结婚。过去，他一直说自己忙，连结婚的时间都没有。至于忙些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
曾有三个女人为他堕胎九次。还在监狱服刑的时候，家人给他选定了结婚的日子。出狱两个月，他和林燕举办了婚礼。
那时候，周庆春在赌场看场，林燕在赌场里面“跑单”。几个朋友一起喝茶聊天，他俩后来就在一起了。
妻子比他小11岁。19岁就跟着他，为他堕胎三次，之后有五年没有怀孕。林燕的父母都是憨厚老实的农民，他们的训诫是，认定的人就要跟一辈子。
林燕看上去小巧俏丽。她知道周庆春在外面打架吸毒，整日为此提心吊胆，“孩子生出来，要是他被抓被枪毙，孩子就没有爸爸了。”
她每天等着外面的男人回家，但男人每月至多回家四天，每天只待三四个小时，换件衣服就离开。女人摆上桌的饭一口也没动。
白天和晚上，他少有时间回家。从家里到往外走200米就是酒店，晚上玩累了，他直接和其他女人住酒店。
林燕自认没有能力改变这个男人，有一段时间她跑到新加坡，躲了三个月，最终又“认命”回到了海南。
刚生完孩子的几个月，周庆春很少回家，整栋楼只有林燕和孩子两个人，黑黢黢的夜晚深不见底，孩子一哭，她整个人变得烦躁，歇斯底里地吼起来。
孩子五个月的时候，她想离婚。那时，周庆春的姐姐反复劝说，会把“完整的老公”还给她。姐姐信佛，坚持要带着他到广州的一家基金会学习传统文化。
孩子七个月的时候，周庆春到广州做义工，林燕抱着孩子陪着他去做义工。当被问她为什么愿意一直跟着这个男人，她双眼盯着地板，沉默了片刻。
周庆春的说法是，孩子的哭声，妻子的吼叫声，让他陷入自我追问：女儿出生后五个月的时间里，周庆春没有抱过她，没有给她冲过奶粉或洗过尿布。
那次，他定定地站在家门口，愣了几分钟。回过神以后，又想了好多，想到女儿将来要长大，怎么做人。用他的话说，那个画面把他唤醒了。
女儿八个月的时候，周庆春带着母亲和妻子一起到基金会学习，课程结束之后他决定留在那里做义工。
过去，每次抱起女儿，女儿就要哭着挣脱他的怀抱，就像对陌生人那样。现在，他陪着女儿入睡，给她讲睡前故事，唱安眠曲。
这天夜里，她女儿发烧了，39度，他翻来覆去为孩子擦洗，用脸贴着女儿的脸，学着孩子的语气和女儿交流，想减轻她的痛苦。
第二天早上，在带女儿到医院看病这一问题上，夫妻俩上产生了分歧。妻子主张带孩子上医院，而周庆春反对打针吃药，他坚持要先用“土办法”，退不了烧再去医院，争执不下，最后他还是跑到附近市场买了几颗生姜，按照“土办法”在女儿胳膊上揉搓。
他常抱着女儿唱一首歌：“我要找我爸爸，去到哪里都要找我爸爸。我的好爸爸没找到，你要见到他就叫他回家”。
这首歌也是唱给他自己听的。
【三】
“龙坤三”离开了家乡海南，成为了“后学”。
“周老师是资深义工，做了好多年，比我们资历都老。”义工刘峻峰当着周庆春的面说。
“哪里，我是没事做的人。” 周庆春声音洪亮，看起来彬彬有礼。
从2012年开始，他在东莞和深圳做义工，母亲也从海南过来，一家人挤在出租屋里，来回搬家三次。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基金会的小院儿里度过，厨房和宿舍两点一线。
基金会开课的时候，周庆春清晨五点半去厨房，准备好当天的食材，做饭炒菜端盘子，当一天厨子。妻子则和他一起在食堂帮忙做饭，配菜，炒菜、打扫卫生、带小孩，做财务和采购，
一些在生活上遇到困惑的年轻人找他聊天，广东湿热，院子里蚊子多，趴在他胳膊上吸血，他和来访者站在基金会大院里的空地上交谈，不时用手挥打蚊子。
“我从未见过另外一个人改变得像他那么多。”刘峻峰说。
基金会里设有一个“传统文化师资班”，只有上过这堂课才有分享资格。周庆春一直不敢报名。原因是“师资班”有一个条件是必须写自传。起初他没有勇气写下那些“不光彩的过去”，又自觉没有什么值得一写。
“他是最有资格的。”刘峻峰说。
周庆春握着笔，颤颤巍巍写下几个字，遇到不会写的字，直接跳过去。再向其他义工打听遗漏的字怎么写。前后两天时间里，他写完了1000多字的自传。
见到的人，他都以“老师”相称，所有人也称他为“老师。”
周庆春和女儿在基金会的教室内。澎湃新闻记者 袁璐 图
一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去东莞、深圳的寺庙，医馆当义工，和出家的师父聊，在东华寺，他有了自己的法号“明证”，接触了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
周庆春文化低，记不住多少东西，但把“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记在了心里。
在东莞的时候，他握着母亲的手一起看电视，给母亲洗脚，修指甲，一开始母亲觉得别扭，几次之后才习惯儿子的转变。他牵着母亲的手，一起散步，母亲翻来覆去讲着几十年前的事情，他听着大笑，装作总是第一次听的样子。
2014年，周庆春得知母亲感冒咳嗽，甚至尿失禁，他心里紧张，从那时起连续吃素两年。直到母亲好转。
其他家人对他的态度也发生转变。哥哥不再冲他吼，他也不像以前那样目中无人。年轻时，他很崇拜自己的哥哥，梦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以德行为重。”但最终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路。
如今每次半夜回到海南，哥哥要开车接他，他不同意，自己叫了辆计程车。
刚到广州做义工半年后，他春节期间回到海南，过去的兄弟们又聚上门来。好多人觉得他变傻了，劝他回去赚大钱，否则会被社会淘汰。
周庆春觉得自己现在还影响不了那帮兄弟，等将来有机会，他想亲自教那些朋友读书。他觉得他们还在梦里，“没醒”。
有些兄弟几年没见面，半年通一次电话，才知道哪几个“往生”了，哪几个被抓了。
2006年，他见到曾经一起从少管所出来的弟兄，不少人也在吸毒，有人在澳门放高利贷。“过得很辛苦、不幸福。”
说到过去，他有些不安。他有时候会困惑，为什么自己当初会一直往下走，走那么多年，那种习惯累积几十年，为什么又可以改。
过去的很多事情，他已经开始遗忘，偶尔想起来一些片段，像在看别人的电影。他觉得电影是经过加工的艺术，他过的，是真实的人生。
【四】
监狱系统的警官找到基金会秘书长张华，打算让人到监狱给犯人讲传统文化。但照本宣科地诵读没有打动警官。张华把在厨房里做饭的周庆春叫了过去，他把自己的经历跟对方讲了一遍。警官说了句：“这个好！”
他和基金会里的108个人一起去到番禺监狱。监狱的铁门一层又一层，关押着四五千名犯人，密密麻麻。他一对一地跟犯人聊天，讲传统文化，讲自己和女儿的故事。
他觉得自己读书少，讲不出大道理，只能讲自己的事情。通常，他会以自己沾染毒品并与之斗争的经历开头，以劝诫人们读“四书五经”、“多读书”收尾。
至今，他一共分享过四次，一次是在学校，三次是在监狱戒毒所。
平时，他很少讲这些，身边知道的义工多了，不时追问他，也有人请他去社区，单位和企业宣讲，但他觉得，自己的经历只有在戒毒所和监狱待过的人才有共鸣。
尽管他努力摆脱过去，但过去如影随形。
有一次他住进深圳福田区一家酒店，到前台登记身份证后，晚上，警察来了，随后把他带到了福田派出所，拍照，扫指纹。
每次坐车检查身份证，一查系统里存有案底，他都会被警察带走查询。刚开始他感觉紧张、尴尬、难为情。直到2014年的一天，他从东山寺做完义工回到罗湖汽车站，穿着一身唐装，背着布包。上车的时候，他被人拦住，说要带他去警务室验尿。检查结果出来后，证明了他清白。周庆春反倒给对方鞠了一躬，说了句“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检查的警官愣住了，反过去安慰他。“因为我对别人的恭敬礼貌换回别人对我的尊重，不被歧视了。”
现在，他尽量不住酒店。过安检的时候，他会直接交待自己有案底，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恍恍惚惚地过了二十几年，他开始思考，人应该要有“正念”，为他人多做一点事，还有怎样让心静下来，更包容。他带着两个小弟到基金会学习国学和当义工。一个是他家族的晚辈；一个是他朋友的孩子。
朋友的孩子因为贩卖“K粉”被抓，被关进看守所。出去后曾经跟着周庆春做毒品生意，后来又跟着他到广州做义工，几个月后回家乡当起了外卖小哥。
2014年4月，周启健刚从劳教所出来，就被周庆春带到了基金会做义工。
28岁的周启健选择留下来当义工，他看到了周庆春的改变。“我很少见到有人回头，都是一条道走到黑，像他现在能坐下来打坐，修心，能回头，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
现在一有空，周庆春就会打太极，静坐，参禅，学弟子规。他的枕边堆放了一摞禅修的书籍。遇到不认识的字，他就查字典。三年前，他看完一本讲述修行的书后，又跑去寺庙找到法师本人，和他一起禅修。
他的枕边放着两台小型录音机，里面录着法师所讲的佛法和心经。不看书的时候，他就打开录音机，一遍遍循环播放。几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和他眼中的“恶”作斗争。当然，他有新的烦恼，比如人生的方向。但他转瞬又想，不要给自己设框，一切随缘。
去年，广东省义工联评选十佳志愿者，基金会的人把周庆春报了上去，他被评选上了。后来发了2000元奖金到银行卡里，他一直没去看。
颁奖的时候，他在露天广场站了几个小时。他想，要是以前，他绝不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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