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维权才能维稳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社会所缺乏而需要构建的四种机制，是权益保障、诉求表达、利益协调、矛盾调处

　　改“劳动教养”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立法，未能如一些人的期望按计划在十 届人大期内完成，在十一届人大已举行的三次会议中，又不断有议案提出，民间也论争不断。一种说法说：这一立法，难在一方面“要保护劳教当事人的合法权 利”，另一方面“也要让这项制度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方面发挥作用”。保护人——不管是在这里被表述为“劳教当事人”的人，还是在其他一些地方被表述为“为 了保护大多数人的权益”而限制其自由或者是“限制”或“克减”其权利的人——的权利和维护社会稳定，是相对应的矛盾的两方面吗？

　　我们怎样判定一些人的行为及一些社会现象的性质，我们对这些行为及现象在立法 决策上给予什么样的回应，支撑我们的制度设置与改进的理念是什么和应是什么？这在中国转型的今天，应认真予以考虑。

　　旧有的、至今存在的劳教制度应不应该存在下去，不只在于它所依据的法律阶位是否够高，因为原由国务院在1957年和1982年作出的决定，及原由公安部制定的劳教试行办法，完全可以通过人大或其常委会以立法的形式重新制定为法律； 也不只在于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的决定不是由一个法庭的裁判作出的，因为以往的历史证明，仅仅有法庭的裁判并不一定就能保证 公正、无误；更不只在于它在实践中存在随意性和混乱性的情形，以及它可以为一些党政官员用以打压举报其贪腐行为的人、上访的人及群体性事件中人，因为多年 来不同立法决策中的不同规定相互抵触，以及执法者因各自的理解不同而使执行中标准不一，是可以通过梳理、规范解决的；而执法中的随意性和利用职权，枉法裁 处，则是仅靠提高法律阶位所不能解决的。

　　决策立法的根本差异，在于是“以人为本”，认可、尊重、保护人的权利，还是像 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样“以国为本”——即以抽象整体利益（或说“绝大多数人利益”）为本，着眼于组织、动员、战斗、管理、控制和整齐划一。我们应该知道在 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之后，复经历了“把工作的着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很长时期之后，提出“以人为本”和“和谐”的重大意义，应该知道 人权入宪的重大意义，我们是否能真正完成一个历史的转变，真正在国家的政策法律层面做实“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新执政理念，理解到在法治国家中人的基 本权利是立法所不能剥夺的；理解到现代的、民主的、法治的国家，即由一个一个的国民组成，国家的利益即在国民的利益，而国民的利益是多元的，决策立法重要 的功用之一，即在能协调、衡平不同利益，以致社会于和谐。

　　原有的劳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和有机组成部分。在那个时候，劳教分子 相对阶级敌人来说，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之所以会对他们“强制”，是因为在那个历史时期，根本就不认可有“个人自由”，不认可 有相对政府管辖领域的私领域存在。在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下，任何个人的自由都是可以剥夺和限制的（单位可以任意决定某个人在某日下班后不准回家，留在 单位或送到某处“办学习班”，且无时间限制）。这种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已成定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作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遗产，至今——且在 今后很长一段时期还会影响着我们的决策立法和政策法律的实施。

　　在党的重要文件中，曾述及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社会所缺乏而需要构建的四种 机制，这就是权益保障、诉求表达、利益协调、矛盾调处。有了这四种机制，权利得以认可、尊重和保护，诉求可以经由有制度保障的路径通达于当政者和社会，利 益纷争可在法治的框架下协调裁处，使冲突有可能化解，这才是从根本上致社会于和谐、稳定的良方。

　　如果说劳教或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是“行政处罚”，就要考虑什么样的行为必须处 罚。许多我们曾经认为是有害社会的事，今天看来并不有害；一些选择了与社会主流中人不同生存方式的人，如果他们没有其他伤害他人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是不 是一定要对他们用强制的方法予以改过——特别是事实已经证明强制的方法对改过并无实效。

　　在法治国家，决策立法的第一要义是须以认可、尊重和保护人的权利为主旨；对人 的处罚，对人的权利的“限制”和“克减”都应以是必须的和无可替代的为前提条件。第二是须有中立的司法，遵从预设的程序裁判；司法对权利被侵有救济功能。 其他，才是一些具体的标准、规定，程序和技术性安排——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制定是这样，其他法律的制定也是这样。

　　法治国家要的是良法，恶法因与法治的原则和理念相悖，应为每一个公民时时警 惕。

　　李楯：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专家网络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