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毒：血与火中30年

毒品问题的有无，不会因为国家制度不同而不受影响。在国际化的影响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
法治周末记者尹丽发自北京
1982年，中国建立第一支专业缉毒队伍。30年里，中国在遏制毒品蔓延问题上做了诸多探索，禁毒政策不断调整。
那么，中国近年来毒品形势如何，当前在禁毒工作上有哪些重要举措？在第25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法治周末记者采访了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陈存仪。

“新型毒品”危害年轻人

《法治周末》：中国禁毒工作已开展多年。目前，中国吸毒人员数量有多少？
陈存仪：从历史上看，解放以前，我国的毒品问题很严重。解放初期，经过3年的“禁毒运动”，毒品问题基本解决。当时的社会条件，是国家刚刚解放，面临的国际环境比较封闭，“关起门来打扫卫生”。
但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经贸、旅游都逐渐活跃起来，我国流动人口大量增加，又由于我国靠近国际毒源地“金三角”，毒品问题随之死灰复燃。
在国际范围内比较，我国的禁毒工作成效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
目前，我国登记的吸毒人员数量为180多万，占总人口比例的1.4‰左右。全球吸毒人员数量在2亿人左右，占全球70亿总人口的3%。也就是说，和全球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的吸毒问题还谈不上十分严重，但是应当引起重视。
但另一方面，如果自己和自己比，我国吸毒人数呈现上升趋势。这是要承认的客观事实。
《法治周末》：中国吸毒人员数量是如何统计出来的？能否反映出实际情况？
陈存仪：我们对吸毒人员的数据统计，是有基础、有依据的。
吸毒以后，特别是吸食鸦片类毒品，毒瘾发作时的症状是很明显的，很容易被周围人群发现。
除了派出所、戒毒场所等基层机构对吸毒人员数量的掌握，我们还利用大量信息化设备，建起了对吸毒人员进行动态管控的网络。这与过去的静态管理是不同的。
根据禁毒法和戒毒条例的规定，吸毒成瘾人员戒断毒瘾未满3年的，无论是外出打工还是旅游，我们都能掌握他们的动向，防止他们复吸，帮助巩固戒毒成果。
所以，现在我们对吸毒人员数量的掌握，虽然不能说达到绝对的百分之百，但是，我们敢说，是接近客观事实的，是比较全面和深入的，比其他靠分析、估计、推算等方式得出吸毒人员数量的国家要准确。
《法治周末》：从统计数据上，除了数量上的增加，是否能分析出吸毒人群的其他特点？
陈存仪：从吸毒人群的年龄、性别分布来看，主要是35岁以下的年轻男性。这也是各国吸毒人群的共同特点。
毒品的种类很多。从吸毒人吸食的毒品种类来看，吸食海洛因的人数近年逐步稳定下来，有的地区甚至稳中有降。但吸食化学合成毒品的人数，近年来每年都有增加。有时候，增幅还达到了两位数。
截至今年4月的数据，我国吸食海洛因的人数，统计有118.6万人，吸食化学合成毒品的人员有65.5万人。
吸食海洛因等鸦片类毒品，毒瘾发作时无法保证正常生活。吸毒者的样子让人觉得可怜又可怕。但吸食化学合成毒品，具有一定欺骗性。娱乐场所是吸食化学合成毒品的重灾区，以前是摇头丸，后来是冰毒、氯胺酮等。
吸食化学合成毒品的人，通常在娱乐场所通宵达旦地狂欢。有的人吸食冰毒以后，一天一夜甚至更长时间不睡觉。一些年轻人觉得，吸食化学合成毒品不像吸食传统毒品那样丑陋，后果并不严重。但实际上，他们对此的了解远远不够。
吸食化学毒品，可能造成吸食者出现精神疾病，有暴力倾向。“毒驾”造成群死群伤的事故，在现实中也有发生。
针对年轻人的特点，我们的禁毒宣传会继续加强针对性和力度，让年轻人了解这些化学合成毒品，对人心理、生理的伤害同样是很严重的。尤其是对大脑的破坏和损伤是不可逆的。

戒毒体系的人性化演变

《法治周末》：多年来，作为禁毒的一部分，我国的戒毒工作有哪些新的进展？
陈存仪：我国的戒毒体系，经过这么多年，也在不断进步。我们考察了世界上这么多国家，发现我们的戒毒体系是有自己优势且符合自己实际的。在许多发达国家，要么放任不管，要么只有自愿戒毒一种模式，过于单一，少数国家将吸毒行为视为犯罪。
过去，我们主要采用强制戒毒和劳动教养戒毒两种方式。后来禁毒法实施以后，劳动教养戒毒取消了。我们现在戒毒体系包括很多种戒毒方式。
一是法律上规定的自愿戒毒。对吸毒时间不长、成瘾程度不深的，鼓励他们自愿到医疗机构接受戒毒治疗，根据禁毒法和戒毒条例的规定，对自愿接受戒毒治疗的人员，公安机关对其原吸毒行为不予处罚。
二是强制隔离戒毒。对那些已经成瘾的，自己戒不掉的人员，必须有一定的场所和条件，进行约束和帮助，才戒得掉。
从实践来看，这个强制性的措施是必要的。尽管社会上或者国际上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对此评价好的也不少，觉得我们是从实际出发，比较文明，讲法治，也比较人性化。强制隔离戒毒，确实教育挽救了一批人。如果我们采取很松散的办法，那这些人的毒瘾戒不了，可能反反复复。最后不但害了他自己，还害了家庭和社会。
第三，对吸食海洛因的，有利用戒毒药物美沙酮维持治疗。通过服用美沙酮，缓解毒瘾发作时的痛苦。服用美沙酮，毒瘾发作就不那样难受，同时把毒品对人体的伤害和对社会的危害可以降到最低。进行美沙酮维持治疗的吸毒成瘾者数量累计达到近34万人。这个治疗方法比较人性化，吸毒者能自食其力。
此外，根据禁毒法规定，我国还有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等方式。
我国针对不同情况，通过多种形式，帮助吸毒者戒毒，不是“一刀切”。从数据上看，吸食海洛因的64万人巩固3年以上没有复吸，这意味着他们基本戒掉了。利用美沙酮维持治疗，目前正在接受治疗的全国有13.4万人。再有戒毒所里强制戒毒的人，有30多万人。由此可见，虽然我国有180多万吸毒者，社会上失控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境外毒品“包围”中国

《法治周末》：从毒品来源上看，我国的禁毒工作面临怎样的形势？
陈存仪：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的毒品来源是境外。直到新世纪开始，国内才发现有制毒问题。
多年来，我们一直面临全球毒品问题蔓延甚至泛滥的形势，禁毒形势也是比较严峻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金三角”是我国毒品主要来源地。缅甸的罂粟种植和鸦片产量，包括加工的海洛因，当时比阿富汗多。
但“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和北约联军进驻阿富汗，阿富汗毒品问题非但没有减轻，反而继续加重。如今，阿富汗毒品产量，无论是罂粟种植和鸦片产量，包括加工的海洛因，都远远超过缅甸毒品产量，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全球最高的。10多年来，阿富汗的毒品产量几乎增加10倍。根据联合国毒品犯罪问题办公室的资料，阿富汗2011年的罂粟种植面积达到196.5万亩，和2010年相比增加7%，鸦片生产总量5800吨。
从案件上讲，涉及阿富汗的贩毒活动有所加剧。去年，仅新疆就破获了10起来自金新月地区的毒品大案，缴获的毒品数量，是上一年的20倍。
《法治周末》：增加如此之多？
陈存仪：大案多了缴获的毒品数量就多。“金三角”地区，我们也会破获一些大案，几公斤，几十公斤，甚至上百公斤。
同时，我们还面临来自南美(主要集中在“银三角”，即拉丁美洲毒品产量集中的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和巴西所在的安第斯山和亚马逊地区)的可卡因威胁。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做禁毒工作的对南美可卡因情况了解较少。那时，南美可卡因主要被销往美国、欧洲等地。
但是，从最近10年来看，南美可卡因也有贩运到中国，特别是过境的大宗毒品走私案件时有发生。此外，我们也经常破获一些涉及东北亚国家的毒品案件。总之，我们面临的毒品入境形势，已经是全方位的，包括东北、西北、东南沿海、西南方向。
这说明，我们目前面临着全球性的毒品问题。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国际经贸活动更加频繁，威胁到我们的不只是来自周边国家的毒品了。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人曾经认为，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毒品基本禁绝以后，具备天生的免疫力。但改革开放之后，毒品问题又卷土重来。我们就认识到，毒品问题的有无，不会因为国家制度不同而不受影响。在国际化的影响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

“气球效应”再现“金三角”

《法治周末》：如何才能堵住外来毒品进入中国？
陈存仪：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贩毒集团到处搞毒品渗透，企图牟取暴利，因此，很难完全避免毒品进入。
当然，禁毒工作加大力度，边境管理更为严格周密，堵源截流更为严密，进来的毒品应该会少一些。但要说完全堵在境外，一点都不让它进来，在现在这种国际条件下，恐怕是很难的。国际上还没有这样的例子，特别是大国，更难做到保持一方“净土”。
现在的化学合成毒品，即用制毒原料、制毒配剂加工的毒品，比重加大，和过去靠人工种植的植物提取的可卡因、海洛因等不同。现在，只要有原料，在哪里都可以生产，也不受气候条件的影响。现在我们面临的形势比以前更加复杂。
《法治周末》：“金新月”地区的毒品生产超过了“金三角”地区，后者的产量是否下降？
陈存仪：缅甸罂粟种植目前总体上处于历史上较低水平。高峰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年种植200多万亩。
现在中缅开展禁毒合作后，用卫星遥感监测罂粟种植，每年还会实地踏查。原来中缅边境地区，大量种植罂粟的民族地方武装组织，最近五六年来基本禁绝。禁种成果能够巩固下来，说明我们的遥感监测，还有替代种植，产生了显著成效。
国际上有一个说法，毒品问题存在“气球效应”，也就是说，像一个气球捏在手里，这边捏下去，那头会鼓起来，此消彼长。
现在缅北地区罂粟种植出现了反弹，种植的地区大多在缅甸政府控制区域。以前这一地区种植较少。
2007年，“金三角”缅北地区罂粟禁种的力度很大。那一年境外罂粟种植是27.9万亩，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法治周末》：为什么是在2007年下降到低谷？
陈存仪：因为那一年，禁毒的成效最好。罂粟种植只是历史高峰的十分之一左右。
现在缅甸掸邦第一特区、第二特区、第四特区，都已经基本禁种罂粟。我们提供种子、农技帮助，甚至在进出口上给予优惠政策，帮他们种粮食、经济作物。有的地方还办了学校，修了医院，通好路。以前，那里漫山遍野都是罂粟，现在则是种橡胶、甘蔗、茶叶、水果等。
这几年，金三角缅北地区出现反弹，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罂粟种植面积达到60多万亩虽处于历史低位，但与最低水平相比还是增加了不少。

国际禁毒“合”而不同

《法治周末》：糯康落网后，中国与缅甸、越南、泰国进一步加强了禁毒合作。能否介绍一下，目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禁毒合作？
陈存仪：我们对禁毒的国际合作越来越重视。现在，跨境的毒品犯罪集团，互相之间都是有勾结的。他们也会钻空子：哪个国家的执法力量合作比较薄弱、松散，他们可乘之机就多。反之，他们“翻船”的时候就会多一些。
我们是负责任的大国，三个禁毒国际公约，六一、七一、八八公约(分别是经修订的《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我们都是缔约国，并且积极参加国际禁毒事务，在这方面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在联合国禁毒特别联大上，中国政府就提出这样的原则，对禁毒国际事务“广泛参与，责任共担，全面实施综合均衡的禁毒战略，重视替代发展”。
我们在政府间签署的双边协议有22个；部门间，比如公安部和其他国家的内政部、禁毒部的合作协议有9个。这些协议既包括了周边国家，也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的一些国家。除此之外，我们和国际组织、区域性的组织也都有合作。
国际上第一次多国禁毒会议万国禁烟会，就是于1909年在上海召开的。2009年，我国也和联合国合作，在上海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法治周末》：在跨国合作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文化等因素的不同，是否会带来许多挑战？
陈存仪：各个国家社会制度、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和法律制度都有不同。合作中有没有问题？肯定有。这就需要互相之间加深了解，增信释疑。有的还需要一定的磨合期。
主流是合作，只要开展合作了，对跨国犯罪集团就是致命性的打击。否则他们就会在国境线上窜来窜去。
法律制度不一样，可以协调，人员素质高低不齐，可以培训；装备落后，先进国家可以伸出援手，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和克服，是合作中前进中存在的问题。但如果不合作，这些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
以湄公河流域为例，过去没有合作，都是各个国家各管一段，没有发生“10·5案件”的时候，问题不突出。后来问题严重，中老缅泰四国都认为加强合作，才能保障共同利益。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是大国，我们承担的责任也要多一点，和周边的国家比起来，别的国家如果需要我们帮助我们也有这个能力。反过来，小国也可以给我们别的帮助。
像这次，老挝抓到糯康，并且把糯康移交给我们，这就是帮了我们，是国际合作取得的成果。

“刀尖上跳舞”的缉毒警察

《法治周末》：对很多人而言，缉毒警察是一个非常神秘、神圣，同时又充满危险的职业。
陈存仪：缉毒警察队伍从1982年成立以来，目前全国共有2.6万多人。这支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不断经受“血与火的考验”。
毒品犯罪有几个特点，一是跨国的，贩毒武装在境外容易搞武器弹药。二是有暴利，贩毒分子会不惜重金去买先进的交通通讯设备，如果他们用先进的装备，就会对我们造成威胁。再加上我们国家法律对贩毒的制裁是很严厉的，最高至死罪。意味着毒枭、贩毒骨干，一旦被查禁、抓捕，就会跟你玩命，跟你拼个鱼死网破。
缉毒警察面临的罪犯是很危险的亡命之徒，心狠手辣，相当残忍。我们牺牲人数的比例在各个警种中，是最高的之一。仅在云南一线牺牲的，就有40多名警察，负伤者有300多人。
同时，缉毒警察队伍里出英模也是较多的，因为流血牺牲，是在“刀尖上跳舞”。全国十大人民警察评选，里面都有缉毒警察。
在缉毒一线工作，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缉毒警察遇到案件，通常要比普通案件复杂得多，要求很高的斗争艺术和侦查谋略。
有的案件，时间跨度一年半年，要去到境外，或者打入犯罪集团内部，经受住对你的考察。毒贩可能还会试探你，拿枪顶着你的脑门，生命时时刻刻面临着危险。此外，还要经得起别人对你的拉拢，金钱或是女色的诱惑以及艾滋病感染的风险。
糯康落网之后，我们做电视节目，听到很多老百姓说，要改善缉毒警察的条件，购置防护装备。可见，他们被感动，为我们担心。
我有次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政务直通车栏目做节目，在讲述缉毒警察的工作情况之后，一位禁毒民警的儿子在网上留言，说自己平时对父亲并不理解，在了解缉毒警察之后，他感到很愧疚。他最后说：“老爸您是好样的，我为您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