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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教本质是行政强制措施而非刑罚，劳教人员的劳动报酬应当受到保护。 （水木/东方IC/图）
2009年6月，福建省读书援助协会向未成年劳教所捐助图书。劳教本意是教育第一，劳动第二，而不是相反。
2008年3月6日，江苏省女子劳教所。 （东方IC/图）
编者按：5个警察因私分“国有资产”——实为劳教人员的劳务费，被追究刑责，牵扯出劳教所中设创收指标、超时劳动、索贿受贿等问题。在利益驱使下，“教育感化第一，劳动生产第二”的职能也被倒置。南方周末记者找到其中三名警察，单独采访交叉印证，并结合相关司法文书对他们的叙述作了核实。
“劳教劳教，劳动是第一位的，教育是第二位。这种观念显然违反劳教政策，但大家都这么认为。大概觉得‘劳教’这个词有点不太好，就改叫‘习艺’，换了一种叫法而已，就像小姐不叫妓女，叫性工作者一样。”
2013年4月26日，一起劳教所腐败“窝案”在四川省泸州市作出终审判决。泸州市劳教所5名劳教警察分别以私分国有资产罪、贪污罪、受贿罪被追究刑责。此前，另一名以“受贿罪”被处缓刑的劳教警察所提起的上诉被二审法院裁定驳回。
6名劳教警察均提起上诉。其中3名涉案警察向南方周末记者承认犯法事实，涉及的一些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
劳教人员喝“酒”致死
事情是因为一名在押劳教人员的死亡引起的。这个人叫胡明红，是喝工业酒精死的。你可能觉得奇怪，一个在押人员在劳教所怎么能接触到工业酒精？因为酒精是严禁带入监管场所的，这个有明文规定。要说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就是经济利益——劳教所自身的经济利益。
当时，所里为一个公司加工酒盒，要用到清洁剂，开始是用汽酒，后来嫌贵，为节省成本，就改用了工业酒精。结果就出了事。
6名干警出事之后，省司法厅一位领导曾在会上发感慨，说泸州“不团结”。这背后大有深意。虽说类似事件很敏感，但一般说来，只要内部“团结”，不闹大，就没什么事。比如我们泸州所，早在2003年就有一个劳教人员在搞“外劳”时死亡；2005年，一个叫夏天的劳教人员跳楼自杀未遂；都没出什么事。去年，市公安局戒毒所一个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三名干警因玩忽职守被起诉，算是重的了。但是没有一个干警受到刑事处罚。
胡明红这个事情，本来当时已经压下去了。给了两万多块钱的“人道主义补偿”，家属也没有闹。由于“措施得力”，未造成社会影响，所领导当时还曾向上级请功。过了将近一年，听说是因为人事安排问题，上级领导与所领导有了矛盾，这个事才被捅出来。然后又牵出干警集体贪污、受贿的事。
泸州市劳教所建于1998年，是四川省的两个市属劳教所之一，2009年加挂“泸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牌子。该所共有劳教干警50余名，事发之前关押约200名左右的劳教人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强制戒毒人员。
检察机关查明，2011年初，泸州市强戒所与泸州特兴印务有限公司签订酒盒生产合同，由强戒人员为后者加工酒盒。企业以工业酒精代替清洁剂。胡明红将工业酒精带回监舍，兑水饮用后中毒死亡。另有三名强戒人员在中毒后住院治疗。
事发一年后，泸州市劳教所二大队原大队长陈金瑞被以玩忽职守罪起诉。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酒精作为易燃易爆品，按规定是不能带入监管场所的，但因为要搞生产，“多少年来一直是这个样”。
胡明红死亡之后，当时并未尸检。当地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分析了五种死因，惟独没有酒精中毒。家属也没有“闹”。
在一审判决中，由于胡明红的死亡原因最终没有查明，检察机关对陈金瑞的指控未获法院支持。陈金瑞并非事发当时的值班干警。他认为，即便胡明红真的死于酒精中毒，他只应承担领导责任，而不该被作为惟一涉案干警被起诉。至于为什么出现这种局面，在他看来，这是“关系的博弈”。
劳务费定为“国有资产”
基层干警瞒报分钱这种现象，我相信在劳教系统普遍存在，区别只是形式和程度不一样。可以叫“贪污”，也可以叫“奖金”。因为谁都搞不清这个钱的性质。说白了，它其实是劳教人员挣的，但却归了“财政”。至于具体归了“财政”里头的谁，是财政局，还是劳教所，还是基层大队，还是个别领导，这些都是灰色地带，都说不清。说不清就有漏洞可钻。
在泸州所，按照规定，企业给的“劳务费”，基层生产大队要全额上交给所里，所里要上交财政局，财政局再返还一部分给所里，所里再返还一部分给基层大队。从基层生产大队的角度，总希望能多得点，因为操心受累的是他们，承担风险的也是他们。所以在完成生产任务的情况下，就会截留一部分。除了留下一部分作为基层大队的活动经费，其他就以奖金形式分给干警，激励他们工作的积极性。这是一个潜规则。
本来企业是跟所里签的生产协议，但具体管理的是大队，劳务费也需经手大队交给所里。企业老板都是聪明人，明白“县官不如现管”。你作为一个所领导，我把你笼络好，签下生产合同，这只是第一步。在一线操作、抓效益、抓质量的，不是你领导。所以我必须要把下面真正从事一线监管、组织生产的这部分人笼络起来，他才为我出力。所谓出力，就是逼着劳教人员干活挣钱。对他们来说，从生产角度，队长比所长还重要，所以他们也配合甚至主动帮着大队瞒报。这个绝对不是个别现象。
这次两个生产大队集体贪污，基本是每个干警都有份。二大队平均一人一万多，戒毒中心这边要两万多。具体每个人拿多少不清楚。因为没有账本，干警领钱的时候白条都不打，互相也看不到，都是悄悄地给。队领导也有意制造这么一种情况，表面上是为了“安全”，其实也为领导自己多贪多占埋下伏笔。这样更有利于他们自己中饱私囊。
整个过程，你说所领导一点也不知道？我不相信。从大队这个层面，所里没有划拨任何办公或其他经费。如果有劳教人员病了，队里得自己出钱给他看。现在出了问题讲我们是“截留”、“瞒报”。但别忘了有一个事实：大队随时要请领导吃饭、聚餐、团练。这个经费开支很大，甚至是主要开支。上一次审计局问我们，你们知道你们领导请审计局吃饭，花了多少钱？我说队上领导回来说是花了五千块钱。审计局问，五千块？花了两万多！摆了两桌，一桌一万，是我三个月的工资。
作为基层大队，我没有其他经费来源，你作为所领导长期吃饭，一顿饭多少钱？喝的酒多少钱一瓶？喝了几瓶？大概花多少钱？你一算你就晓得。花的这些钱来得合不合法？你作为一个有正常逻辑思维能力的人，心里能不清楚？我不信领导的智商会比我低。绝对比我高。稍微一分析，就知道这个钱的来源肯定存在问题。干警不可能拿自己的工资请领导吃饭，又没有一点办公经费，你领导很容易就能分析出来。分析出来你却默许，至少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检察机关查明，2011年2月，泸州市劳教所与泸州美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顺公司”）签订酒盒生产合同。泸州市劳教所又将生产任务分别下达给两个“生产大队”——戒毒医疗中心和二大队。两个生产大队的负责人与美顺公司的副经理龚俊明商量后，决定每月对泸州市劳教所隐瞒部分产量，用假名打收条从美顺公司领取相应的生产劳务费现金。共截留、侵吞七十余万元，除了部分用作两生产大队办公经费外，其他钱由两个大队全部18名劳教警察私分。其中二大队干警每人分1万多元，戒毒医疗中心干警每人分3万多元。戒毒医疗中心正、副队长在3万多元之外，每人又多分4万元。除了5名被认为负主要责任者被起诉判刑，其他分钱的警察未受任何处分，仅仅是退交部分款项。
在案件审理中，被侵吞的“劳务费”究竟算什么钱，引起控辩双方的极大争议。辩护律师认为，所谓“劳务费”，是泸州市劳教所及有关人员违反劳动教养相关规定，在没有工商营业执照的情况下，将强制戒毒人员投入生产经营的所得，是非法所得，因此检方提起的“贪污”罪名不成立。
一审法院认可了辩方意见，以刑罚相对较轻的私分国有资产罪为5名涉案劳教警察定刑。被告人及辩护律师反对“非法所得”定性为“国有资产”，并提起上诉；检察机关坚持贪污罪的指控，也提起了抗诉。
二审法院作了折中处理，除了维持三名劳教警察的一审判决外，对戒毒医疗中心两领导私下另多分4万余元这一情节，又以贪污罪各自加刑三年。
据几名涉案劳教警察透露，截留在大队的办公经费，主要用在请所领导及职能科室领导吃饭、旅游上；劳教所一位领导交的党费也在其中。
“生产绝对占第一位”
无论是所里赔给胡明红家属的钱，还是干警贪污、私分的钱，说到底这个钱都是劳教人员挣的。劳教系统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劳教劳教，劳动是第一位的，教育是第二位。这种观念显然违反劳教政策，但大家都这么认为。后来上面大概觉得“劳教”这个词有点不太好，就改叫“习艺”，但实际是一样的，换了一种叫法而已。就像小姐不叫妓女，叫性工作者一样。实质就是逼着劳教人员干活挣钱，每个劳教所都是如此。
劳教所也好，干警也好，都缺钱。就算不缺钱，劳教所有那么多闲置劳动力，谁不想用来挣钱。问题是挣多挣少，怎么挣？一直以来也都没有明确规定，或者有规定也从没认真执行。比如司法部早就要求劳教所不能定创收指标，要一半时间教育一半时间劳动。可是我所知道的劳教所都做不到。没有指标怎么行？劳教人员的劳动都是被动劳动，谁会自愿去干？而有了创收指标，“半天劳动、半天教育”就不可能了。
对于劳教所来说，生产绝对占第一位。每个单位都把追求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在这样的政策下，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必然得不到保障。
因为有了创收指标，劳教所的管理就与创收密切结合。劳教所给大队下指标，完不成就要扣干警津贴，完成多了就奖励；大队给劳教人员下指标，完不成就扣分，扣分就要“加教”。
每当有生产任务，所里都会给基层大队下生产指标。比如这次为泸州某酒企加工酒盒，按2011年所里下发的文件，最低生产指标定为350，就是说劳教人员按人头算，每人每月需要完成350元钱的生产任务。这个数字看起来不高，但一方面，厂家会把加工单价压得很低；另一方面，劳教人员中，班、组长、库房保管这些人不参加劳动，也就不产生效益。而350元的指标是按人头算的，这样就得从其他人身上找平，拉高补低；所里劳教人员要想完成这个指标，平均每天得工作七八个小时。在整个四川来说，350的生产指标应该说很低了，发达地区的劳教所，指标差不多得千八百的。
完成350元生产指标后的截余部分，所里返还10%给我们两个基层大队，作为生产截留奖金。其中一部分要分给劳教人员，给他们改善一下伙食。这只是象征性的，平均每个人也就十块八块的，而且不给现金。超过500元的部分，所里要返还20%。我们后来算过，按所里的返还政策，每个干警每个月也就得200元。因为感觉太少，所以队里才会隐瞒一部分劳务费，让大家能多分一点。
350元的指标只是最低要求，无论是劳教所还是大队，都鼓励劳教人员多完成任务，因为完成的多了，对所里、大队、干警都有利。当然对企业更有利。企业为什么要与劳教所合作？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比如这个项目，企业他要招酒盒生产工人的话，工资至少要1500，同时要承担养老保险、工伤保险，至少要2000块。但是用劳教人员的话，企业花2000块可以雇4个人。而一个劳教人员与一个普通工人创造的价值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实际成本只有四分之一，你可以想象这其中是多大的暴利。所以说这个制度就决定了这种样子。
问题也迟早会暴露出来。劳教所要追求更大利润，只有延长劳教人员的工作时间。对此劳教人员心里很清楚，他们分析自己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能估计到创造多大产值。他们可能也会从厂方人员那里了解一些产品单价信息，推算出他们能挣多少钱，跟他们实际挣的钱比较。比如今年完成10万块钱的收入，按照10%的比例分，就得1万块，干警分了一块，那他大概就能分5000。再有瞒报的话，这一块就返还不下来，可能就只返了2500。那么中间就有个缺口，他能分析出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由于你加大了劳教人员的劳动强度，他可能就有个抵触心理，干多了的话我就联合起来反映问题，就可能暴露。
以“教育、感化、挽救”为方针的劳教制度，自诞生以来就被附加了一项重要职能——由被劳教人员为劳教所创收。创收的形式有多种，有的自办企业，有的为企业提供代加工。泸州市劳教所即属于后一种。
泸州劳教所腐败案涉及的两个生产大队，被认为是泸州市劳教所的“顶梁柱”，其对泸州市劳教所的“贡献”，在2011年达到顶峰：共上交劳教所约100万元，均超额完成指标，比上年高出一倍还多。
在利益驱动下，劳教人员被强制超时劳动。一名于2010年至2011在泸州市劳教所强制戒毒的邱姓劳教人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当时每天要加工3000—4000个酒盒，平均工作时间在9个小时以上（司法部要求不得超过6个小时），多的时候要干12个小时。完不成就要挨打。至于生活待遇，他用“东西南北”来概括：冬瓜、西红柿、南瓜、白菜。此外，劳教所里的药品、生活物品要比外面贵好多。“六味地黄丸外面8元一瓶，里面是20元。”据邱介绍，因为对工作、生活待遇不满，戒毒医疗中心劳教人员曾集体绝食抗议，但最后失败了。
6名涉案劳教警察当中，被判缓刑的陈金瑞被认为是最“冤枉”的一个。作为大队长，他所分得的劳务费并不比普通干警多，仅仅因为是大队领导而被判刑。
放人潜规则
因为有生产指标，且指标与干警收入直接挂钩，必然造成劳教人员超时劳动，超时劳动必然引起他们反弹，有反弹就必须采取高压政策，就得打骂、体罚。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劳教人员一旦被劳教，都想早一点出来，就催生了另一种腐败。
在劳教所，干警帮助在押人员提前获释并从中获取好处，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潜规则，而且较为普遍。监狱也有这种情况，但操作难度要大得多，因为要有法院裁定。劳教所难度要小一些，一般通过保外就医，或者变更执行方式，比如（戒毒人员）由强制隔离变更为社区戒毒。
这次泸州所有两个干警被判受贿罪。其实，与其说是受贿，不如说是诈骗。实际上，有的劳教人员本来按条件就可以走了，但他自己并不知道。于是你找到我，问能不能把你搞出去，我也乐得顺水推舟。跟胡明红一起喝工业酒精的那几个就是这样。当时死了人，所领导害怕再有人死在看守所里面，恨不能赶紧让他们走掉。但他们自己不知道，还愿意拿钱来办。而从做这个事的干警的角度，因为一直做这个事，就形成了一种收钱的习惯，就是不掏钱就不让你走，该走也走不了。
吸毒人员转为社区戒毒，都是以有病为理由，需走一个很复杂的程序：要有劳教所卫生室和泸州市人民医院的诊断证明，最后由公安局批准。这个过程很复杂，必然涉及领导，还会涉及公安，因为劳教人员是抓是放都由公安说了算。这个案子只涉及两个劳教警察受贿，说明没有深究，只是点到为止。
在调查胡明红死亡事件时，泸州市司法机关无意中掌握了两名劳教警察受贿的线索。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11年2月至2012年1月，泸州市劳教所戒毒医疗中心主任李×与干警袁××共谋后，利用职务之便，采取伪造病历等手段，为4名强制戒毒人员变更为社区戒毒，共受贿78700元。
潜藏在劳教所里多年的腐败窝案也由此终于暴露，18名干警涉嫌集体侵占劳务费，最终6人入刑。
案发后，泸州市劳教所一度不能正常运转，直到不久前才恢复接收强戒人员。南方周末记者调查了解到，泸州劳教所建所15年来，先后有三任所长因各种原因被免职（其中首任所长因违规收取168万元“戒毒费”而“出事”），但被追究刑事责任，此次集体“窝案”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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