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名义，一揽子清理“类劳教措施”

　　据报道，28岁崔某，因在广东佛山禅城区一发廊卖淫，警方对其作出收容教育两年的决定。日前，收到决定书的崔某家属认为警方处罚过重，已向禅城区法制局申请行政复议。警方则表示，该决定系依法作出，且“收容教育一直都在执行实施”。

　　较之于劳动教养的赫赫名声，收容教育于公众而言可谓名不见经传，与之相类的还包括收容教养。收容教育和收容教养的对象较为单一，前者根据国务院1993年颁行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而生，系针对卖淫嫖娼人员设定的“行政强制措施”，旨在对该类人员“集中进行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组织参加生产劳动以及进行性病检查、治疗”，收容教育的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与之相类，收容教养则针对“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的行政处罚措施，期限为一到三年。

　　三种事实上均以剥夺公民人身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处罚措施，虽然收容教育被定义为“行政强制措施”，但从其期限的长短看，该种措施并不具备行政强制措施(如查封、扣押、冻结等)的即时性、暂时性特质，而更多显现出行政处罚的特性。包括收容教育在内的三种处罚措施，其最大的特点在于以监狱式的羁押、管理模式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其次则是处罚决定作出的程序，均实际由公安机关主要负责，并不经过检察院、法院等法定制衡程序，也很难得到检法机关的制度性监督。动辄数年的公民人身自由被限制，却未经法院宣判，事实上被归属于行政权力的自由裁量范畴，不啻为对法治精神的制度性违背。

　　《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第7条规定，对卖淫、嫖娼人员，除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处罚外，对尚不够实行劳动教养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决定收容教育。在这里，收容教育被作为治安管理处罚和劳教之间的过渡措施，但对同一违法行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做出5日以下、或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有相应罚款的处罚后，再依据其他规定，给予收容教育甚至劳教的处罚，显然有违“一事不再罚”的行政处罚原则。更何况，收容教育所施加给公民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期限，最长可达两年。

　　彼时讨论劳教制度改革时所援引的法治原则与法律条文，而今有必要同时用于审视收容教育、收容教养的合法性。现行《宪法》第37条赋予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神圣权利，非经法律规定与法定程序，公民人身自由不应被剥夺和限制。而在《立法法》第8条中，“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作为绝对保留事项，明确要求“只能制定法律”。在《行政处罚法》第10条中，赋予了行政法规设定几乎所有处罚方式的权力，却对“限制人身自由”一项进行保留。公民人身自由，作为《宪法》申言保障的最核心的权利，所得到的必然是最高位阶的法律确认，容不得亵渎。

　　由是观之，包括收容教育在内的多项类劳教措施，即便存在某种历史合理性，在当下法律逐步健全、法治理念被执政党多次宣示信守的前提下，也断难再继续执行，必须予以通盘地法治化审视与改革。劳教改革话题，由多起公民因言获罪案件引发，但并非仅因案件具体性质，而是在于其严重悖逆法治精神。收容教育和收容教养所强制的对象，其形象或不甚光彩，其行为或须惩罚，但对其进行惩罚的方式和程序也必须符合法治原则的要求。

　　情势已然变更，劳教改革迫在眉睫。在此制度演进的背景下，收容教育、收容教养处罚措施与法治精神之间，愈发显得格格不入。没有道理只埋头讨论劳教改革问题，而罔顾其他同类措施的存在，任其继续适用。以法治化的眼光对所有非法治、反法治的规定进行通盘审视，并予以一揽子解决，是为建设法治国家所亟须直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