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经济期待“换轨”

　　大陆劳教经济诞生于54年前，一 度受到官方的庇护而又鲜为人知。目前，大陆有300多个劳教场所，它们除了肩负“教育、挽救、改造人”的使命之外，还有易被人忽略的“经济功能”。然而，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劳教经济已日显颓势。困境中的劳教经济何去何从，引起司法界人士的关注。

　　新中国的“特种经济”

　　1951年，毛泽东在全国第三次公安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提出：“为了改造罪犯，为了减轻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被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劳动改造工作。”

　　这是后来的“三为一必”。开国领袖的“三句话”没有特意为劳改提出方针，但实际上起到了指导作用。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国家财政养不起上百万犯人，他们就被组织起来进行劳动改造，监狱企业因此而生。

　　1950年代后期，这一方针又被引用到劳动教养制度。但劳教企业最初作为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并非财政保障不到位。建国初，考虑到让劳教者返回 社会会增加失业率，而在原单位就职又欠妥，中共中央关于劳教的指示中，提到对他们“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

　　“从一开始，劳教所就具有企业性质，相当于地方上的国营企业。”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原副院长夏宗素认为，“它与监狱企业性质一样，组织生产劳动必须以社会上的企业为参照系。但一般来讲，它被称作劳教机关或劳教场所。”

　　夏宗素说，劳教企业创办初期是“有什么就干什么，然后慢慢发展起来。”

　　1958年，第九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提到，“劳改生产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一支重要的生产力。”在特殊时期，这种特殊企业确实作了“超水平发挥”—文革期间，“闹革命”的高潮几乎席卷了所有社会企业，而劳教企业依然热火朝天地生产。

　　夏宗素介绍说，中国目前的劳教所超过了300个。劳教企业也是“多头并进”，有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工业包括轻工业、重工业，农业则涵盖种植、养殖、畜牧等领域，尤以边疆地区的农场畜牧兴旺。其中还包括不少大规模、高投入、高风险的项目，比如煤矿、采石场。

　　目前，大陆劳教系统没有一份面向国务院或司法部的劳教经济“产值报告”。省一级虽然有部分统计，但专家分析说数据可能“缩水”。一些学者披露了“窥斑见豹”的例子：山东鲁西的此类企业，现已组建成集团，以发电为主业的集团产值达到了几个亿。

　　劳动与教养的矛盾

　　北京，大兴团河农场。它占地1万亩，是当年许多右派接受改造的地方。

　　“过去，这里可以看到大片的水稻，还有无边无际的葡萄架。”附近的一位村民说，“但现在种地不挣钱，农场的土地大部分被租出去了。那新盖的门面房，就是来这里做生意的外地人的屋子。”而在团河劳动教养所内，目前主要生产手套、鞋垫等劳保产品。

　　“与团河农场一样，目前的大多数劳教企业开始改变生产性质，从事密集型劳动，专注于来料加工，以降低经营风险。”夏宗素说。

　　尽管政府出台了若干政策予以扶植，但这种企业具有天生的“弱势”：劳教人员文化水平较低，刚刚培训熟练又到了“解教”的时候。劳教企业的管理者—警察也不是专业的企业管理者，很难与纵横商海的老板们一较短长。

　　司法部一位官员透露，不少劳教及监狱企业现在已经成为“包袱”。每年，监狱系统仅煤炭企业亏损达数十亿。“劳教人员干活挣的钱，还不够养活自己。” 这位官员说，“现在只有利用廉价劳动力这一优势。”

　　目前，一些省市经济发展区的招商广告中出现了以监狱、劳教所区域的廉价劳动力来吸引外资。在湖南省湘南监狱的招商引资广告中，可以看到“劳动力资源充裕且相对低廉，企业运营成本较低”此类文字。

　　在工资问题上，原则上要求“发给（劳教人员）适当工资”，实际上并未执行，而是记工分“减期”。现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被教养者每天劳动 不超过6个小时，但一到农忙季节，或来料加工赶定单，劳教人员都要超时劳动。有的地方甚至把劳教企业承包给社会上的私营企业主，完全用企业的方式来管理劳 教人员。

　　2004年，司法部副部长范方平在一次讲话中批评说：劳教企业中存在一系列不符合法律规定、浪费资源、环境污染严重、不利于保障劳教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生产项目。他指责地方劳教管理当局“为了创收，忽视安全生产……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而强制劳动所带来的利润，也在刺激着管理方的生产热情。“重生产、轻改造”的现象非常普遍，劳教人员超时间、超强度、超体力劳动的情况屡禁不止，从而造成劳教人员抵触情绪大，千方百计逃避劳动。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劳教系主任高莹说，“这就使得劳动教养的价值被扭曲，教育改造者的职能严重错位。劳教所的行政处罚执行机关色彩变淡，改造的社会价值变成了一种利益驱动的经济价值。”

　　“统购统销”的香港模式

　　权威统计表明，目前中国财政在监狱、劳教系统每年投入大概在200亿元，而实际需要500亿元。在欧洲国家诸如瑞典的监狱，改造一个犯人一年花费70万克拉—相当于60万人民币，而在大陆改造一个犯人每年的投入是1万多元。

　　“可这笔钱也很难到位。这往往造成劳教所本末倒置—把经济放在第一位，改造人则放在了次要位置。”这位官员说。

　　司法成本本是纳入国家预算的。自从劳教经济诞生之后，中国政府对监狱、劳教企业采取扶持态度，比如说给予贷款、税收优惠。官方认为，监狱劳教企业能够发展生产，创造经济价值，这样可减轻国家的负担，减少财政支出。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明确规定，全部产权属于监狱、劳教系统的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并且，政府对监狱、劳教企业实行“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返还的增值税税款，主要作为增加国家对企业补充的资本金，其余部分用于解决监狱、劳教所设施维修的经费不足。

　　夏宗素认为，政府对劳教企业的扶持，最好是实行“统购统销”。她说，统购统销这样可剔除监狱、劳教企业的经营风险，纯化监狱、劳教所的职能。香港地区是一个不错的榜样，政府对监狱劳教企业实行“政府采购”。劳教所不用考虑市场销售，习艺性质则强调出来。

　　“香港监狱生产出来的产品多是一些公共事业产品，比如路牌，都是政府部门需要利用的。” 夏宗素说，“但现在，大陆相关部门对这些劳保产品，政府采购倾向于质地好、价格便宜的产品，而监狱、劳教企业的产品竞争不过，除非政府对此有硬性规定。”

　　劳教企业与劳教所的剥离

　　“2005年，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开设的新生课程中，已经没有了劳教经济管理。”系主任高莹说。

　　高莹认为，劳教企业无论是作为国家“经济命脉”存在，还是作为一种服务或习艺单位，都不合理。真正合理的存在方式，应是劳教企业与劳教所完全剥离开。而国家财政保障程度越好，剥离也就越彻底。

　　2003年1月，国务院批准司法部《关于监狱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 的改革要求，其实质是将监狱企业与监狱分离，还监狱以国家专政机关的本来面目。目前，国家对监狱系统已经实施收支两条线，《监狱法》也已明确规定监狱经费 的开支由国家财政保障。但劳动教养制度还没有提出此类明确的目标，仍处于自负盈亏的状态。

　　据介绍，近年来，司法部多次强调劳教企业应与劳教所分离。提出，劳教企业只是提供劳教场所，而劳教所每年支付劳教企业一定资金，“我们是掏钱去劳动。”

　　司法部一官员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国家财政保障不到位，因此，劳教企业与劳教所脱离关系仍处于探讨阶段。”

　　“然而，未来劳教企业肯定将与劳教系统剥离。否则，劳教所仍然为了生存而发展生产，劳教人员继续被强制劳动，所谓的‘矫治’就只是一种口号。”一位专家说。

来源：凤凰周刊2005年第27期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一切犯罪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他老人家还说：要把他们集中起来，给国家干活，发工资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