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强制戒毒遭遇ＨＩＶ——双重身份带来管理挑战

潘麟下班回到家，妻子会要他换下制服洗完手再抱孩子，还常常查看他手上有没有伤口。

36岁的潘麟是北京市利康教育矫治所二大队队长，负责管理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这些又被称为“所管人员”的另一重身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潘麟（右）对所管人员进行检查。

他说，队里17名民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自己的“心理观”，并坦言一开始触摸生病的所管人员时也曾迟疑。

“担心被感染，会想到老婆孩子，事后会特别认真地洗手。”他说，“其实没那么可怕。”

目前，国际公认艾滋病毒主要通过性、血液和母婴三个途径传播。利康所内科主任戴晶平说，如果皮肤没有破损，民警和医护人员被感染的几率很低。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

“比如割除一个脓包，稍有不慎脓液可能溅到医生的皮肤上，产生暴露风险。”外科主任张润生说。

护士长曹彦平对一名护士险遭职业暴露的细节记忆犹新：“给患者打完针，把针头插入针套儿时，针套儿突然破了，针头一下扎到护士手上。”

此后一个月，这名护士一直遵医嘱服用抗病毒药物，所幸未被感染，但单位里的气氛一度非常凝重。“今天同事发生这样的事故，明天可能就是我。”曹彦平说。

除了职业暴露风险，所管人员的情绪是潘麟和同事管理遇到的另一个难题。

与监狱、看守所等的管教对象不同，这里的所管人员往往有一种绝望心理。

　　所管人员在进行心理测试。

潘麟说，有些人是入戒毒所体检时才发现被感染，一时无法接受现实，情绪波动大，不愿服从管教，甚至有自伤自残倾向。

“有人不服管时会说， 我命都快没了，还跟我较什么真儿 。”副大队长周传龙说。

管教民警语气稍加严厉，就有可能引起逆反心理。

“曾有人威胁说， 哪天我要让他（民警）得这个病他就理解我的痛苦了。 ”54岁的周传龙说。

他从警30年，对艾滋病的认识经历了“不怕、害怕、不怕”的过程。

他说，十几年前第一次接触艾滋病人的时候，因为了解较少，并没那么恐惧。后来随着媒体报道越来越多，自己渐渐产生了恐惧心理。

“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懂得如何去预防后，反而不害怕了。只要做好科学预防，艾滋病就没那么可怕。”他说。

据介绍，利康所对艾滋病毒携带者有一套严谨的收治、体检、诊疗流程，配备相关消毒设备，并会对民警、医护人员开展应急处理教育，防止职业暴露发生。

　　医务人员定期对所管人员进行巡诊。

潘麟说，每名所管人员都有责任民警、责任医生、责任护士和心理咨询师。所里还通过心理辅导、康复训练、文化活动等增强所管人员的身体素质，释放精神压力，帮助他们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31岁的被强制戒毒人员周生（化名）说，过去一年多，民警和医护人员不但没歧视他，还给予他很好的照料。

“有人喜欢乐器，民警就同意他的家人给买了帮忙捎进来。”他说。

　　所管人员在练习八段锦。

周生曾在北京一家夜店做销售。2014年初，他在客户怂恿下开始“溜冰”（吸食冰毒）并与同性发生性关系。后来，经“毒友”推荐，他通过同性恋社交软件约人一起吸毒并发生性关系。11月因吸毒被抓接受体检时，周生被诊断感染了艾滋病毒。

记者从中国疾控中心获悉，截至2016年9月，中国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65.4万例。近年来，中国男性同性性传播上升速度较快，每年新发现的病例从2010年的7675人上升到2015年的32617人。

利康所所长张建民说，艾滋病毒同性传播日益严峻，与新型毒品流行关系密切。以冰毒为代表的新型毒品，成本仅为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价格的20－30%，服用新型毒品的规模迅速扩大。被收容的强制戒毒人员中，八成服用过新型毒品。

张建民说，新型毒品的作用之一是产生性亢奋，引起性乱交。利康所目前收治的近50名艾滋病毒携带者中，同性传播占60%。

周生有妻子和两个女儿，自家餐饮生意每月有两三万元的收入。沾染毒品后，他几乎花光了近18万元的积蓄。家人还不知道他感染了艾滋病毒和喜欢同性。

再过两个月，周生强制戒毒期满就可以回家了。他在考虑如何向妻子坦白自己的病情。

（贾娜、毛伟豪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