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学校为啥需要“专门”建？

2024年3月，一则“13岁男孩猥亵女生被送至专门学校”的新闻，让不少人得知了“专门学校”的存在。

讨论也随之展开。比如，专门学校是干什么的？对“不良少年”的矫治力度、威慑力度到底够不够？会不会反而让“不良少年”们“互相交流”？

专门学校并不是“新东西”。早在2012年，我国法律就要求各地“工读学校”更名为“专门学校”。

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前身是海淀工读学校，是于1955年成立的中国第一所工读教育学校/陈艳欣摄

如今，根据2020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专门学校要“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教育”，既有别于普通学校，又有别于司法监所。（详见央视网往期文章《挽救罪错少年，亟待补上这个“专门”短板》）

有了专门学校，“不良少年”们就有了新去处，不再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等原因，被“一放了之”。但是，专门学校也有不少“专门”的问题。

学校有了，细则在哪？

从数据上不难看出，近两年专门学校的建设进程明显加快。

根据教育部和最高检的公开信息，2022年全国有119所专门学校，在校生有8109人，部分省份尚未建校；而到了2024年7月，我国已有专门学校230所，如今已实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覆盖。这意味着，在两年间新建了上百所专门学校。

但这远远不够。2024年1至11月，仅是检察机关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就达5万人，其背后还有大量程度较轻的罪错未成年人。对此，全国人大代表齐秀敏指出，“与较大的需求量相比，专门学校建设进度还是略显缓慢”。

更重要的是，专门学校建起来了，该怎么招生、怎么办学，各种法律法规都没说清楚。

以“招生”为例，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崇左市高级中学副校长黄花春发现，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谁能入校、谁必须入校，大家各有说法。各地专门学校也往往遵循学生、学校、家长的“三同意原则”，“强制入学”执行力度不够，导致“该进的不进”。

据北京某专门学校的校长介绍，目前全校两百多位学生，几乎都是“自愿入学”，“家长不同意，学生就送不进来”。尽管学校规定，入校后只能正常毕业，但如果学生家长强烈要求提前出校，学校也只能“多做工作”，“目前没有强制手段”。

部分政策在落实上也存在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应成立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研究确定专门学校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但现实中，有的地区直接没建，有的地区则建在“纸上”。黄花春指出，她所考察的某地区，其委员会连每年常规的评估、指导都没去做，“委员会人多了，分工责任不明确”，“和尚多了连门都不开” 。

对此，上述校长感叹，社会对专门学校的关注度很高，“（但）如果反复强调，又没有政策的保障，其实是一种‘甜蜜的负担’”。

重视要落在实处

重视首先要从顶层设计开始。对此，许多受访人大代表对“专门学校”的相关立法提出建议。

比如齐秀敏建议，由教育部联合公安部，制定并出台专门学校建设和运行细则，统一专门学校教育规范标准。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莉娜也表示，除了教育部、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检也应当参与立法。她指出，由司法机关配合专门矫治教育，“矫治力度会强些”。

其次，地方政府需要给予政策倾斜、投入真金白银。

目前，全国各地专门学校在摸索中发展，并各有所长。比如，广东在2023年修订的条例中对专门学校作出诸如要男女分班、在核定教师绩效工资时予以倾斜等进一步规定；海南则在2024年5月通过地方立法，对专门学校的招生对象、强制入学程序乃至班级人数、师资配置等各方面都列出详细规定。

经费保障更是必要条件。当多地专门学校苦于“招不到老师”“没有专门矫治教育所需的场所”时，黄花春发现，广西某专门学校内，不仅配有来自司法部门的狱警、公安部门的闲置警员，还有围墙、活动场所等设施，背后就离不开当地财政的支持，“管理人员待遇要更高，否则没人愿意干的”。

除了专门的政策、经费，专门教育也需要专门的人才。齐秀敏建议，可在高校开设专门教育专业，也可在司法行政等部门挖掘培养相关人才，提高专门学校的师资力量。

此外，陈莉娜还建议，在加强心理辅导、司法矫治之外，专门教育还可以融入职业技能培训、义工服务等内容。

陈莉娜在检察院从事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工作12年，她从自身经验指出，只有帮助这些未成年人融入社会，他们才不会在离开专门学校后再次犯罪。同时，对家长、老师的培训同样重要，对这些罪错少年来说，“别人的尊重，是他们不沦为罪犯和乞丐的根本原因”。

在各地实践和多方呼吁下，人们可以看到，专门学校正在一点点“成熟”。正如陈莉娜所说，“问题都只是暂时的，它毕竟是新生事物，机制需要慢慢完善”。

来源：央视网   作者：陈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