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所里静悄悄

12月23日,济南市劳教所一片冷清,除了部分上班的工作人员,这里已见不到劳教人员的身影。

12月23日,济南市劳教所的教学楼已经见不到劳教人员。

失去劳教人员的劳教所

劳教所正在走入历史。12月23日,济南市劳教所门前一片冷清,传达室仅有一位工作人员值守。

记者径直进入劳教所后,时不时有人骑着摩托车从身边驰过。记者来到关押劳教人员区域的一处教学楼,隔着玻璃还能望见原先悬挂在通道处的四防安全计时牌,不过已经很久没人打理了。正门反锁着,侧门原本需要刷卡进入,如今轻轻一推门就开了,里面劳教人员放风的操场上已经没有任何人在活动。

办公楼外,只有几台空调在运转,楼内也见不到几个人,昔日戒备森严的劳教所如今几乎被遗忘。

据了解,8月前,济南市、烟台市劳教所的劳教学员全部到期解教,9月前,青岛最后一名劳教人员也期满释放。省司法厅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从国家年初释放"废除劳教制度"的信号开始,公安部门就不再审批新的劳教人员,我们的在押劳教人员数量逐渐减少,因此不管是表现好减刑,或者表现不好的劳教人员,都陆续期满解教了。”

劳教系统没有工作对象后去向如何?一些业内人士认为,除了转型为戒毒所,劳教所还可能转型为轻刑监狱,用以关押看守所的犯人,或关押罪行较轻、刑期较短的罪犯。在司法部网站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劳动教养管理局(戒毒管理局)这一称谓。

在外地,上访妈妈唐慧被劳教的湖南,2013年5月已将劳教所工作重点向收治强制隔离戒毒对象转变。更早的如江苏,今年2月就启动了大规模戒毒矫治业务培训,到5月底,全部完成劳教所向戒毒所的转型。

记者从山东省司法厅获悉,继济南、青岛、淄博劳教部门转为戒毒所后,枣庄劳教所也挂牌为戒毒所,全省已有三分之一的劳教所转为戒毒所。

废止劳教水到渠成

劳动教养制度施行50多年来,曾教育挽救了一批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违法人员,但近年来日渐走偏,唐慧事件、任建宇被劳教事件更激起民间要求废止劳教的呼声。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12月24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分组审议关于废止《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的议案,与会人员认为,现在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正当其时、水到渠成,建议审议通过。

劳教废除已成定局,进入后劳教时代,对于那些主观恶性较深、屡教不改但又没有达到犯罪量刑标准要求,既不能给予刑事处罚,适用治安处罚又不足为戒的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该怎么处置,成为很多人关心的话题。

有人建议使用社区矫正,但社区矫正会不会成为另外一种劳教?11月29日,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回应称,社区矫正依据的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适用的范围、对象是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被暂予监外执行的人员,与劳教对象显著不同。

显然,一些“公安管不了,法院也判不了”的人和行为掉在了违法犯罪管理的空里,这将是立法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司法部研究室原主任王公义指出,劳教废除后需要完善顶层设计,修改有关法律,改“管制刑”为“社区服务刑”,建立“轻罪法庭”等。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建议,对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进行相应完善,把刑法上的拘役刑起点由一个月下调至15天,以实现两法的无缝对接。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表示,监狱系统可分为重刑监狱与轻刑监狱,以后违反社会治安的人可由社区矫正机构和轻刑监狱“吸收”,形成重刑改造、轻刑管教、微刑矫正的刑罚执行“三分层格局”。

独立审判,准备好了吗?

废除劳教仅仅是司法改革的冰山一角,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司法改革推进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重视本轮司法改革,重塑法院公信力是方案设计者的核心诉求之一。11月21日,最高法要求各地法院自明年1月1日起公开裁判文书。

最高法对判决书上网决心非常大,最高法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贺小荣提出,司法腐败问题、审判质量问题、公信力问题、社会不满和各种怀疑,可以通过判决书上网至少解决三分之一。

今年年初,广东佛山中院推出“审判长负责制”则被看作是为独立审判做出的努力。

佛山中院赋予审判长签发法律文书的权力,并要求其对案件质量承担责任,同时规避各种行政因素的干扰。

深圳福田法院和佛山中院一并成为审判长负责制的先行者,紧随其后,河南在六个中院、30个基层法院推出主审法官负责制,广西在南宁中院及多个基层法院试点审判长负责制。

12月17日下午,山东平阴法院在全省率先试水审判长为核心的合议庭负责制,还权于合议庭,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平阴法院纪检组组长孟广军介绍,其他行政性事务都将从合议庭剥离出来,合议庭只负责审案。

孟广军说,“以前审判需要庭长、分管院长层层签字,案子怎么判,法官总觉得后面还有领导兜着,有心理依赖”,而庭长、院长并不具体审案,不审案却要影响案子的结果,就不可能保证这个案子百分之百客观。

所有这些司法努力最终指向的都是去行政化,中央党校讲师高长见说,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每一句话都直指法院管理行政化缺陷的要害。

参加十八届三中全会司法改革任务起草工作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傅郁林,至今对推进司法去地方化和行政化的前景表示乐观,唯一的担忧是怕走了一半再回去,“如果有一个很强势的中央政府很喜欢干预司法,那么这个改革肯定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