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北京利康强制隔离戒毒所

民警们戴上白手套准备对所管人员宿舍进行卫生大检查。

分发的药物,民警要监督所管人员真正吞服下去。

部分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进入发作期或产生并发症,就要进入利康医院住院接受治疗。

民警为所管人员进行音乐心理治疗。

练习八段锦、太极拳已经成为对所管人员进行日常康体训练的重要课程。

为了缓解所管人员心理压力,利康强制隔离戒毒所还引进了心理宣泄项目。

一日三餐均由民警送到筒道内,并为每人分发。

所内的护士站每天都要按时为每位所管人员配好抗病毒药物。

在距离北京几十公里的大兴区,有一所外观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医院,名叫利康医院。附近居民有个头疼脑热也会来这里寻医问药,但很少有人知道,与这所医院紧连的还有一所特殊的名字利康强制隔离戒毒所,同名“利康”。

在利康强制隔离戒毒所内,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是关押的主要群体,与其他戒毒所不同,关在这里的人员全部都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对于这些人,干警门不仅仅要进行管理教育,日常的治疗护理也是同样重要的工作。

“所管人员”是利康强制隔离戒毒所内人员惯用的称呼。每天,戒毒所为这些所管人员制定了详细的“一日管理流程”,除了日常学习等常规内容,早中晚的服用抗病毒药和康体训练显得颇为特殊。据了解,利康强制隔离戒毒所与北京佑安医院合作,对这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统一管理治疗,根据医嘱每日配发药品并定期开展CD4+T细胞检测,确定治疗方案。同时,结合艾滋病患者的身体特征,所内还开设了八段锦、太极拳等非剧烈运动的康体课程,并配合系统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消除自卑、恐惧以及仇视社会等不正常心理。

走进北京市利康强制隔离戒毒所、推开那扇层层加密的大门前,外人很难想像门后是怎样的世界。收容人群全部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吸毒,很大一部分参与高危性行为……在他们口中,他们有一个不为常人所了解的“圈子”,在那里,吸毒有时是交际的桥梁,有时是交际的后果,不洁性行为与之如影随形,HIV随之也变得不那么恐怖。而互联网时代打造出的一个又一个“特殊”交友平台,正在让这个圈子越发膨胀起来。

大墙内,一线矫治民警与这一群体日日相对,矫治他们扭曲的价值观,也治疗他们被病毒侵蚀的身体。与艾滋病人员为伍的日日夜夜,民警们承受着压力,还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职业暴露的风险。可更让他们倾心的是,如何让这些所管人员以健康的心态回归社会。

重回社会他们困扰重重

在利康所内度过今年的世界艾滋病日,马冲(化名)即将迎来他出所的日子。强制隔离戒毒两年,马冲摆脱了毒瘾,因感染艾滋病病毒而产生的身体不适也缓解了很多。

与室友周勇(化名)一样,马冲也是因不良性行为而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但与周勇不同,马冲对于感染艾滋病毒并非完全没有心理准备。3年的吸毒史和长期的高危性行为,让马冲时常担心,他每年春秋都坚持体检,而发现自己真的被感染,就是在2014年11月的一次体检中。那次体检一个月后,马冲就被强制隔离戒毒了。

被送进利康强制隔离戒毒所,对于马冲来说有点“因祸得福”。发现被感染后不久,马冲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起初症状像是感冒,但是久咳不愈,后来发展到肺部积水,慢慢的肝脏也开始出状况,转氨酶忽高忽低。进入利康所,这里与北京佑安医院合作,对艾滋病病毒感染人员进行抗病毒治疗,每天固定时间服用抗病毒药物,他的身体从那之后开始慢慢好转。

面临出所,马冲想的很多。能不能抵抗毒品的诱惑是他最大的难题。“在外面时我也试着戒过毒,有半年都没吸,可一接触以前那些人就管不住自己。我觉得戒毒这事,靠外力克制没有太大效果,还得靠自己内心找到一个矛盾点。”马冲说,这次他有了两年失去自由的代价,加上身体状况和对家庭的责任,希望自己能多坚持一段时间。

而与此同时,马冲还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个特殊的“身份”。

发现自己被感染后,马冲不敢告诉父母,家里就他一个男孩,他怕父母承受不了。但是,他还是决定要慢慢透露给自己的亲妹妹,“总得有个人知道。这个病有很多不确定性,万一哪一天我走在父母前面,家里总得要有个人承担。”马冲还决定,出去后不能再和父母长期生活了,即使不会传染,但自己天天服药,或者哪天发生了并发症,都可能让老人家知道他的真实情况。自己的资料,马冲也决定就留在北京大兴区疾控中心,定期来这里取药,尽可能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他还想继续他之前做得不错的生意。

像马冲一样,周勇也对自己出所之后的日子认真做了安排。10年,是周勇给自己设定的保持操守的目标。周勇很理智,认为沾染了毒品后要彻底远离并不容易,每当生活受挫难免会想向毒品寻求慰藉,但为了家人他愿意尽可能克制。不过,他还不知该如何处理与妻子的关系,也许离婚是他必须面对的结局。

吸毒后陷入异样交友圈

“我不希望社会这样发展。我误入这个圈子毁了一生,可我希望我的女儿们能够生活在一个干净的环境中。”30岁出头的周勇在利康所度过了将近两年的时光,他是在这里接受强制戒毒的人员之一。

周勇与毒品有了交集源于在夜店多年的工作经历。在夜店做销售时,周勇的业绩一直不错,积累了不少客户资源,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他的铁哥们。2011年,周勇加盟北京一家企业,回到老家创业开了美食广场。每个月底,他都会开车来北京进行结算,每次来都忘不了叫上“哥们儿”聚聚。

崔某是周勇在夜店结交的好友之一,是个“瘾君子”,周勇一直都知道。夜店的经历让周勇对毒品其实并不陌生,但始终没碰过。一次回京的聚会上,崔某突然提出请周勇“溜冰”,这一次,周勇没有管住自己的好奇心。就这样,周勇从最初两周吸一次,很快发展到每天吸两次,他再也无法独自驾车从外地来京了。吸毒后的周勇变得总是神情恍惚,性情也有些古怪。在毒品的作用下,成家多年并有两个女儿的周勇,开始参与不洁性行为,由此进入一个他从来没有想过的同性交友圈。

周勇说,这个圈子的庞大让他很震惊,他结识了越来越多“溜冰”的人,也结识了越来越多的同性伙伴。在这个庞大圈子的裹挟下,周勇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被筛查出感染HIV,是在周勇第二次因吸毒被抓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周勇害怕了:“我没想到自己会感染艾滋,我拼命在网上查,也不敢和周围人说……”

很快,周勇被强制隔离戒毒,由于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他被送进利康强制隔离戒毒所。在这里,他见到很多和他一样的人,有些还只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孩子”。他们中,有些人仍对未来充满希望,认真计划着出去之后的生活,这让周勇深受感染,看到希望。但,这仅是一小部分,大部分人自暴自弃,对今后生活一片茫然。

与艾滋病相伴压力如影随形

与艾滋病的恐惧为伍的不仅仅是那些已经被感染了的所管人员,还有利康强制隔离戒毒所里那些时刻都有职业暴露风险的一线干警。

彭长胜是利康强制隔离戒毒所二大队的副大队长,从事一线教育矫治工作十几年,接触过形形色色的患病人员,彭长胜自认为心理素质很过硬。可刚开始集中管理几十号艾滋病人员,彭长胜也用“很困难”来形容。这些困难中,首先要克服的就是对艾滋病的抵触心理。

“大队刚组建时,所有人都是第一次接触大批量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到岗后的第一课就是关于艾滋病常识和职业暴露风险。”彭长胜告诉记者,虽然通过学习大家都了解了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最初与这些所管人员近距离接触,他们还是不自觉地想要戴上口罩、戴好手套,穿好几层衣服。那时候,从监区出来,脱衣服、洗手、反复消毒都是常见的场面。可如今,干警们与这些所管人员搞活动、开班会、面对面交流,已然都是“零防护”。

“干着干着也就‘疲沓’了,哪还顾得上那么多小节。再说,开展矫治工作,总带着防护就总有隔阂,走不进他们内心,工作就没有效果。”彭长胜说。

防护脱下来了,可心里的压力还在。

一次,彭长胜到筒道内给所管人员发放采买物品,一名所管人员无意中用指甲抓伤了他的手。这点伤,却让人高马大的彭长胜感觉特别疼,心里的别扭劲儿持续了好几天。

一天晚上,一名所管人员在洗澡过程中,不小心脚趾踢到了暖气片,流了很多血。赶上彭长胜值班,面对这种情况,只能带着他去与戒毒所联通的利康医院治疗。上下楼梯需要搀扶,面对一名正在流血的艾滋病毒携带者,身贴身、手挽手地接触,彭长胜并非没有犹豫,但是,作为民警,他没有选择。看完病回到办公室,彭长胜用消毒液洗了洗手,仅此而已。

戒毒所内的人员都是因为犯错误才被羁押,收容场所可能发生的所管人员之间的争吵、推搡等情况,这里也一样不少。每当这个时刻,民警们都会第一时间冲上前去,把打架的人员分开,进行教育。“每次都是处理完了,突然才想起来艾滋病毒的事,心里免不得‘咯噔’一下。不过,过去也就过去了。”彭长胜说。

现在,彭长胜每天下班依旧不会把上班的衣服穿回家,进家门第一件事仍然是认真洗手。他也始终不曾把单位的真实情况告诉家人。

特殊群体的矫治仍是新课题

潘培闪是利康强制隔离戒毒所里最年轻的民警,90后的他今年9月才刚到岗。最初他对公务员岗位描述里写的“男性戒毒和短刑犯的教育工作”很感兴趣,便报考了这里,但被分配到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队,却在他意料之外。到岗第一天,他心理有点慌。

第一次跟着师父走近这些人,是到宿舍内给他们开班会。看着师父没穿防护,潘培闪也就零防护跟着走了进去。“见到这些人后我发现,他们其实看起来与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交流起来也不困难。这让我顿时觉得,其实在这里工作也没有那么可怕。”潘培闪想,那么多在一线干了几十年的老民警都没有受到过感染,只要自己按照规范流程操作,应该也没有问题。这一“发现”让他最终决定留了下来。

按照队内分工,潘培闪负责管理一个4至6人的班,全心投入工作后,如何去了解和管理好这些人,成为他现在考虑最多的事。最初的时候,潘培闪觉得这些人很难管,因为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好像他们对生活已经完全不在乎。但有一次,隔壁班上一位所管人员感冒,马上恐惧地自问:“我还能不能活着出去?”一句话,让潘培闪看出了他们一样有强烈的求生欲望。

几个月过去,潘培闪已经能融入他们一些,随意地和他们聊些话题,但他始终觉得自己没有找到教育他们的“点”:“这些人,艾滋病、同性恋、吸毒以及轻微犯罪叠加,很多人违法坐牢的时间比我工作时间还长,我怎么才能让他们敞开心扉或是给他们灌输一些思想?”不仅如此,让潘培闪更加困惑的是到底要给他们灌输一种什么样的思想。

“这些人各种特征叠加,我到底是要帮他戒毒,要控制他的HIV不要扩散,还是要教育他如何处理社会交往的关系,还是教育他遵纪守法,不要偷东西?”潘培闪说,其实那些经验丰富的老民警们也无法给他一个确切的答案。

所长张建民介绍说,利康所集中收容艾滋病毒携带者从2014年7月开始。对这些人的矫治分为两条主线,监管教育和治疗护理。经过两年的摸索,他们才逐步建立起对于这一群体的矫治理念,即平等、关爱、精医、扶正。为了提高治疗效果,他们探索了集病毒检测、集中管理、医学观察、抗病毒治疗、出所转介于一体的治疗工作机制,目前艾滋病患者全员实现无缝衔接,接受抗病毒治疗比例达到62%。同时,从认知、心理、康体三方面入手研发教育课程,组织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帮助其释放压力,培养对生活的热爱,并通过法治教育、心理疏导以及邀请社会相关机构和志愿者入所帮教,引导他们树立法治意识,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消除自卑、恐惧以及仇视社会等不正常心理。如今,如何更好地矫治和管理好这些所管人员,仍然是利康所民警们不断摸索的课题。

本报记者　李松　黄洁　　本报通讯员　王虹亮　摄影报道